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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是如何治理邪教的?
作者:   来源:薄荷茶社   日期:202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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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邪教一词,产生在1390多年前的唐代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表述此类现象的只有“左道”、“妖道”、“妖言”、“左道旁门”、“邪门外道”等词语。散布这类邪说危害社会的行为,被视为犯罪。

我们今天说的邪教,更多地被理解为政治概念。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权,都有各自不同的“邪教观”。封建政权为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农民起义利用的民间教门视为邪教,唯物史观当然不应该认同。我国历史上具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是争取生存权的农民阶级斗争,不具有反人类、反人性的邪恶本质。斗争的结果,打击了封建政权,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进入社会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民间教门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急剧分化,总体上演变成为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势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人民政府取缔会道门时,称之为反动会道门或封建会道门。用反动会道门(会道门)这一概念来涵盖邪教,一直沿用到1997年3月14日,这一天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次引入了“邪教组织”这一概念。其实,反动会道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邪教,只是与当代邪教比较起来,具有更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罢了。何为邪教?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邪教组织”下了一个法律定义:“冒用富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从此,判定邪教有了一个法律标准。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中国历代政权,出于各自的“邪教观”和执政理念,大都非常重视对妖言惑众、教门、“邪教”、会道门之类社会问题的治理,绞尽脑汁地寻求解决方法,并制定相应的对策。这类社会问题,是历代政权想解决而没有解决掉的问题。时至今日,这类社会问题,仍是公共治理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仍然考验着当代执政者的智慧,考验着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由于社会主体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我们不能把历史上的教门与现代邪教混为一谈,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不能不看到它们之间在教义内容、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上有惊人的相似、相近与相同之处。作为社会问题,它们属于同一个类型。因此,我们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历代政权治理“邪教”之类社会问题对策的得失成败,了解相关的经验教训,对指导当前与今后的反邪教斗争,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还是有一定借鉴参考价值的。

本文所说的对策,包括刑事和行政两种手段;而行政措施大都包含在皇帝下达的诏书敕令中,在封建社会诏书敕令比成文法典具有更高的效力。本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对诸多现有研究成果和历史资料的梳理、归纳与借鉴。

一、先秦时期

萌芽于殷周之际、成书于周代初期的《易经》,保存了古人片断的思想认识资料,内容透露了上古社会的一些情况。《易经》有这样两段话:“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意思是说,圣人和先王效法宇宙变化的神妙规律,观察民间风俗状况,设立教化,天下万民就会欣然服从。

在这里,《易经》主要说了两个问题:一是说圣人、先王要设立教化,二是说他们的教化主要参考的什么东西。参考的什么东西呢?也是两条:一是天道,天地自然变化规律;二是人道,社会人文变化规律。但是,《易经》并没有进一步说圣人、先王的教化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其实,“神道设教”也好,“观民设教”也好,绝不会凭空而来,一定会有很强的针对性。从它针对的那一面解读,便是:小人以妖言惑众,而天下乱矣;观四方民众之易为妖言所感,于是设立教化。按照因果发生逻辑分析,妖言惑众在先,神道设教在后,设教治乱,顺理成章。由此可见,早在上古社会统治者已经从治乱兴衰的高度来认识和治理妖言惑众这类社会问题了。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可能还隐蔽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过于强硬的行政措施可能已经引起过民众的“不服”。说明处理这类社会问题还必须坚持打击与教化并用的原则。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先秦时期的法律中,就已经设立了打击左道乱政、妖言感众的“乱政”、“疑众”罪。作为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选集的《礼记》,在《王制》篇中记载:“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

如果改用现代语言表述,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凡是割裂文字曲解法律,改冒名义嬗变法度,操邪术以扰乱国政的,杀掉;制作淫靡之声,奇装异服,诡幻技艺,奇特的器械以感乱民心的,杀掉。行为诡诈而又顽固坚持,说话虚伪而又辞理明辨,充满恶意的知识,顺从邪恶的事情却加以掩饰以惑乱民心的,杀掉。利用鬼神、时日、卜筮以惑乱民心的,杀掉。凡触及这四种刑法的,不须审理。凡是执行禁令来约束民心,不赦免过去。

这段引文概括了四种性质相同的犯罪,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执左道乱政”。什么是“左道”?在这里“左”是贬义词。古人尊右,以左为偏,左道即邪道、邪术,“执左道乱政”就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威胁政权统治。而排在第四位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其犯罪手段则属于巫术范畴。巫,本来是一种原始宗教,在周代以前,拥有巫术的巫祝是享有重要政治地位的国家职官。尤其是在殷商时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国事皆由巫祝占卜之后决定。到了周代,由于史官文化兴起,巫教受到史官文化的排斥,逐渐丧失其显赫地位。战国以后,巫祝逐渐沦为借鬼神谋生的寄生者;巫术,终于蜕变为危害国家正常政治生活、骗取钱财、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邪术。因此,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是理所当然的事。

从这段引文中还可以看到,我国先秦社会左道乱政、妖言惑众对社会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以致达到上可“乱政”,下可“疑众”的程度。同时,先秦政权对“乱政”、“疑众”罪的惩罚也是极其严酷的,不仅量刑严酷,而且不走法律程序,不问具体情节,一律不得赦免,格杀勿论。(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2013年山东省反邪教协会《中国历代政权治理“邪教”之类社会问题的对策》课题

编辑:Jackingsoul

终审: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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