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一般指人们相信星相、占卜、巫医、风水、命相、鬼神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东西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就产生了，由于它们盛行于封建社会，因而人们称其为封建迷信。
迷信活动是指在迷信思想影响下，神汉、巫婆、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所进行的有关活动，包括抽签、卜卦、算命、看相 、测字、扶乩,请神、驱鬼看风水、符水治病等。迷信活动，腐蚀人们思想，阻碍科学传播；蛊惑人心，扰乱社会秩序，损害群众身心健康，草菅人命，危害家庭和社会。迷信活动又是产生邪教的基础，邪教之所以能够编造邪教邪说，进行教主崇拜、对练习者实施精神控制，危害家庭和社会，正是建立在这些迷信学说基础上的行为，所以邪教是迷信活动极端化的表现形式，反对迷信包括反对邪教。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针，高举无神论的大旗，在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同时，同封建迷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0年，是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100年 ．并形成中国共产党崇尚科学 、反对迷信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共三个问题，第三個就是“當決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如相信世间万事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針，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說，万万不足相信的。”。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现在世界上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 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也是用科学反对迷信的英勇战士，主张真理“基于科学”，“非迷信所得而蔽也”(1917) 年。他还起草和签署过一个 《非宗教者宣言》，也就是无神论者宣言。列名无神论者宣言的，并不都是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必定是无神论者，共产党必定是无神论者的党；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就已经认识到“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受封建迷信影响最深的人群。因此，要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相应要对农民进行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讲农民运动專中推翻神权的斗爭。毛泽东把“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阴间系統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統”总称之为“鬼神系統（神权）”，認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這四种权利，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國人民特別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就是反对這四种封建权力，包括神权。
30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作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记载了“神道地主 (神、坛、社、庙、寺、观六种）”占有土地的状况，以及土地革命后迷信职业者改了职业、分了土地的情况。在1933年的 《兴国调查》中，也记载了游民们 (算命的、打卦的等等） 在土地革命中受到教育改造而参加生产和工作的情况。在1933年的《长冈乡调查》中，还作了这样有趣的描绘：“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 (装香供饭、求神拜佛） 的，完全没有了， 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
从这几篇难得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也进行了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江西中央苏区位于赣南闽西地区，属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深受封建迷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信神信鬼、求神拜佛、占卜堪舆、烧香磕头、等在赣南闽西农村普遍存在；僧道、巫神、风水先生等肆意诈骗百姓钱财；有的农民迷信天命，甘于贫困，不敢反抗；土豪劣绅、地主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常常利用农民对迷信和神权的盲从进行反革命活动，对革命造成严重危害，影响苏区社会稳定。中央苏区除通过各级党、政、军、群组织进行广泛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教育外，还对利用封建的迷信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大刀会、一心会、懒子会、童子军、红枪会等，取缔打击。收到较好效果。
小学课文有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也是讲毛主席反对迷信的真实的故事。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搬到沙洲坝，毛泽东主席便住在沙洲坝的村子里。有一天傍晚，毛主席看见乡亲们在塘里挑水，便问：“这水挑去做什么用？”乡亲们回答说：“吃呀！”毛主席说：“水这么脏，能吃吗？”乡亲们苦笑着说：“有什么办法，再脏也得吃啊！”毛主席说：“不会打井么？”乡亲们摇摇头说：“沙洲坝人喝不得井水，这是天命！毛主席又问：“是从哪里挑的？”老乡回答：“从塘里挑的。”毛主席请老乡带他去看看。走了一阵，只见一个不大的水塘，杂草丛生，池水污浊。全村人洗衣、洗菜、吃水全在这里。
为解决乡亲们的吃水问题，毛主席要帮村里打口井！可没想到，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百姓却忧心忡忡。那时村民都很迷信，一听说要打井，几位老人就极力反对，他们说：“主席啊，我们沙洲坝是条旱龙，打了井就断了龙脉，龙王会怪罪下来。”
毛主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笑着对大家说：“挖井是为了大伙有干净的水喝，真要是有龙王爷来找麻烦，就让它找我毛泽东好了！”听了这话，大伙哄堂大笑。在毛主席的耐心讲解和积极鼓励下，村民们终于同意挖口水井。打井那天，一大早，毛主席带领几个红军战士在村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行了水源的勘探。当井位确定后，毛主席挽起衣袖，卷起裤腿，带头挖了起来。群众见毛主席亲自开挖水井，也纷纷带着工具加入挖井队伍。大伙挖的挖，铲的铲，干得热火朝天。经过6、7天的奋战，当挖到5米深的地方，一股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水井挖成了！毛主席还亲自下到井底铺沙石、垫木炭。一桶桶清澈甘甜的井水从井中打出，沙洲坝的村民喝在口中，甜到了心里。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红井”。随后，在红军帮助下，沙洲坝每个村都开挖水井，再也不怕得罪旱龙王了。仅仅不到一个月，沙洲坝就开挖了二十多口水井，沙洲坝的老乡们从此喝上了干净水。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以“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在解释“科学的”这个特征的内涵时，毛泽东强调“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并且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同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迷信的统一战线。从而把反对封建迷信提到纳入党的理论纲领的高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各级政府在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迷信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该运动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宝贵经验，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贫穷落后，文盲率高，广大农村地区乃至一些街镇居民不信科学信鬼神，是普遍现象。迷信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碍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毛泽东曾经指出：“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着广大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这些巫神假托鬼神，造谣惑众，骗取钱财，其手段也极为残忍，其结果往往是“无病变为有病，小病变为大病，大病变为死症”，危害边区民众。据统计，1944年仅延安县就有巫神161人，一年诈骗钱财3360多万元边币；其中59人交代，经他们手致死的病人达278人之多。因而，当时的报纸惊呼，“整个边区，就有一批这样的巫神，天天在做这种杀人的勾当。”可见，封建迷信对边区危害是十分严重的。这些行为既浪费了大量的财物，又在精神上加深了民众的无知、愚昧，使得边区群众生活在“贫穷——愚昧——迷信”的恶性循环里。迷信思想活动与党的信仰和宗旨是相背离的，严重阻碍了科学的传播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了让老百姓认清迷信的危害，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除迷信运动。《解放日报》等媒体先后推出了破除迷信方面的报道。如，《郝玉英听巫神送命》、《西区二童得病，医生救了命，阴阳送了命》、《甘泉中兴路娃娃被巫神害死》、《庸医巫神害人，弄得王凯人亡财尽》、《葭县白家甲村，抬龙王求雨淹死五人》、《一个求神得灾，一个捉虫免灾》、《求神下雨，下了一场冷子》、《阴阳治兽病，死了五个驴两个骡》、《子长发现，巫神骗巫神》等多篇消息和读者信箱。
医药卫生条件的落后，是迷信泛滥的现实原因。1944年3月22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边区迷信不能完全消灭，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医药卫生事业不发达。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鉴于此，边区政府1939年7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补充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1940年修订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保健药社修正章程草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关于健全各级卫生组织的指令》，随即陆续建立了边区卫生处，分区、县、乡医疗领导和工作机构。1941年9月颁布了《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1942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管理章程》《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陕甘宁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保健委员会组织章程》及《保健实施办法》等。这些规定，使边区医疗卫生机关指导管理有章可循，使边区医疗卫生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
在边区深入贯彻卫生条例的同时，还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并动员西医也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同时，各级政府普遍建立卫生、防疫委员会，制定乡村卫生公约，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为了使群众彻底抛弃巫神和迷信，相信医学科学、改变观念，边区各级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包括在各县区设立医院、保健药社，成立助产训练班，开设药店等，服务乡村群众。通过这些工作，边区大多数老百姓有病不再请巫神马脚，而是去请医生诊治，边区乡村逐渐形成了相信医学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风气。
1941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写道：“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中又说道：“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群众知识的匮乏，便会认为其人生显得复杂而不可把握，只能用神秘的力量来说明，并依赖神秘力量来求取心理平衡。面对巫神的泛滥和群众的盲从，边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加大打击封建迷信活动力度，坚决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劝导其改邪归正，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广泛开展普及科技的宣传教育活动。如《解放日报》在《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能相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巫神这种职业公开地或秘密地存在。”并拿出大量版面开展自然科学文化知识大讨论。《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先后发表了社论《提倡自然科学》、艾思奇的社科文论《社会科学要研究什么》、白浪的《我们怎样和巫神作斗争》等深度指导理论文章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教育》《卫生》《自然界》《农业知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陕北为什么少雨》等多篇科普文章。其中，《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陕北为什么少雨》等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喜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刊发了大量用自然科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气象、天文现象的文章和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气场，真正做到了处处反封建、人人批迷信。搞迷信活动的巫神马脚落到了无脸见人、无法混饭的地步，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一方净土，让封建迷信找不到滋生的土壤，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模范地和示范区，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开展全国性的反对封建迷信运动提供了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先后出现过鼠疫、霍乱等传染性疫情，在抗击疫情中，共产党采用“中西医合作”，防患于未然，是逐渐形成的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的有效良策和成功经验。
1944年，延安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面对传染病疫情肆虐，坚持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机构，团结中医能手，将公共卫生等西医防治组织措施，与中医诊治、中药汤剂相结合，综合施策，群防群治，取得抗击疫情战斗胜利。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柳林、金盆等地农村，逐渐蔓延至河庄、丰富等地，并且病势极为猖獗。五个月时间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742人，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对策，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疫情期间，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的诊断救治作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同时也是陕北中医名家李鼎铭，邀请延安中医名家毕光斗等人一起研究疫情。他们从中医病理诊治出发，经过研究和验证，对疫情作出独立判断，因时因地制宜，确定了针对此次疫情的中医药方，简便而有效，再经防疫委员会委员讨论同意，作为下乡医疗救治方法。 实践证明，中医药方在救治传染病疫情上效果显著。据中国医科大学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 %，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中西医合作，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原则。
由于陕甘宁边区地方偏僻，风气闭塞，封建迷信盛行，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特别是日伪军及特务机关可乘之机，他们趁机发展迷信宗教组织活动，与党和政府争夺民心，削弱人民斗志，妄想最终达到消灭共产党的邪恶目的。当时，边区各县发现有佛教会、一心会等组织在活动，特别在边区东北边界各县更为活跃。经查该会等原系假借神教名义，利用人民迷信心理，进行欺骗阴谋，引诱落后群众，帮助汉奸工作。为此，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声明：“本府对人民的各种组织，其有利抗战者，无不赞助维护，使其在长期抗战中发挥应有作用，凡不利抗战以至阻碍和危害抗战者，便不得不分别予以取缔和制裁。以后在本府所属区域，如发展有佛教会、一心会等不法组织与活动，一经察觉或人民告发，当予以严惩不贷，如事先不知，误入歧途，现在深自反悔者，准向政府声明退出，本府当予以自新之路，概不究其既往，人民如能检举告发上项不法活动的机关或者个人者，本府当给以奖赏，为此，仰全边区各界人等一体周知，凛遵勿违此布。”声明对巩固抗战后方，保障抗战胜利，清除汉奸匪类，阻止迷信和无辜人民误入泥坑，对这些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封建迷信群众在边区搞破坏的不法组织严予取缔。既维护了边区和人民的尊严，又保证了正当的宗教活动，得到了人民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极其深刻的社会改革工程。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同这些伟大的革命运动相联系，对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进行了猛烈的扫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反对封建迷信，也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庞大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就是以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和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反动会道门的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余人。合计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4.75亿人的2.9%。多数会道门被特务利用，核心人物多是地主恶霸、官僚政客及反动党团和特务骨干。他们散布灾劫说和封建迷信意识形态，控制信徒精神，残害其身心健康，骗取钱财，以巫术致人死亡。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方，会道门组织的暴动超过上百起。道首暗中称帝登基的更是不计其数。仅鲁西南一带，会道门中就出了几十个土“皇帝”。反动会道门头子对新政权充满仇恨，进行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会道门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成为历史发展的黑暗逆流，破除封建迷信，取缔一贯道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势在必行之举。
但是，这类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特点和他们造成的巨大危害，还在于他们利用封建迷信来迷惑众道徒，在于他们形成以迷信方式联系起来的组织。如，一貫道宣传“三期劫变观”、“救赎说”，说什么自開天以來，有三次大劫难，現在是最后一劫，要想得救，必須人道。就活动而言，一貫道採取設立坛堂、求神拜仙、扶乩降神、装神弄鬼等形式，以“祛邪”、“赶鬼”、“治病”、“降福”、“劝善”等为幌子，传播迷信，蛊惑群众，在这样的掩蔽下进行反革命活动。
所以镇压这类反革命分子即是政治斗争，又是反对迷信的思想斗争。在同这样的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作慎重的划分，把镇反会道门的首领同一般迷信道徒分开，另一面又必须在思想教育上做好揭露和破除迷信的细致工作。
1950 年10月19日刘少奇关于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给西北局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我们要 “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应该在公开宣传上强调一贯道为地主特务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组织，因此应该取缔、禁止和解散，劝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去加入，已加入者应退出，以免连累善良。但对人民个人纯粹迷信行为，政府不加干涉。在内部指示上则应该强调加入一贯道的大多数人民并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不要连累好人。”
1951年，在一个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毛泽东一连为中央起草了三个批语，批转了山西、察哈尔、北京三个省市反对一贯道斗争的经验。1951年 1月24日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称赞了山西经验，认为 “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并且嘱咐各地，“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1951年2 月21日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总结了要求各地遵守的两条经验：“消灭一贯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 1951年2月28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批语》，进一步总结为五条经验：“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这些文献，当然还有那时各级党和政府的许多指示和文件，从根本上划清了一系列政策界限，正确指导了这场斗争的健康发展。这场斗争，从1950年开始，历经三年多，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封建迷信组织都被取缔和摧毁了，巫婆、神汉、风水、算命、占卜、扶乱一类活动，一时基本消失了，如同禁绝鸦片、取缔妓院、关闭赌场一样，成为新中国受到最广泛称颂的社会成果。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转变，综合国力极大提升。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但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思想、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的邪教组织，乘机滋生蔓延起来。这些邪教组织有“会道门”的沉渣泛起，也有国外异端教派的渗透传播，还有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
党和政府对新时期出现的会道门新问题十分重视。1982年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明确规定，“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人钱财者，一律严加取缔，并且绳之以法。”；1985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先后查处了一批邪教组织。初步遏制了邪教犯罪活动猖獗的势头，但邪教活动并末从根本上消灭，一些邪教组织如，“全能神”仍伺机恢复活动。同会道门、邪教作斗争将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全国各地城市相继出现了打着“人体科学”的旗帜，将气功神秘化、巫术化的情况。一时间，各种气功大师纷纷出山，声称修炼本门气功，可以诱发人体特异功能，可以透视遥感、呼风唤雨、预知一切。
“法轮功”就是借气功健身热浪发迹的邪教组织。1992年春，李洪志建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又称“法轮功”。法轮功以练功健身、提倡“真、善、忍”等为幌子和诱饵，吸引人们参加法轮功邪教组织。李洪志的“法轮功”散布一整套迷信邪说，宣扬“末世论”，否定现代科学，宣扬生病是“业力回报”，宣称练功者不能看病吃药，宣扬自己有“法身”，宣称给练功者肚子上装了“法轮”等等。许多人受李洪志迷信邪说的蛊惑，为追求“消业”、“开天目”、“得法轮”、“上层次”、“圆满升天”等，有病不治，或出现幻听、幻视、幻觉、妄想，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走上自残、自杀、自焚以及杀人的道路，给法轮功练习者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李洪志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策划和组织下，法轮功练习者围攻新闻单位和政府机关的事件就有300多起，每次300人以上的有78起。不仅如此，利令智昏的李洪志及其邪恶势力，竟敢煽动上万名练习者在一夜之间赶到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4．25”事件。
“４·２５”“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事件的发生，揭开了新时期反邪教人民战争的序幕。
1999年7月，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发布查禁“法轮功”非法活动的“六条通告”。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人事主管机关、团中央分别发出了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和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轮功邪教的斗争，通过全党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同“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依法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是顺应民心、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举措。它首先为中国社会清除了一大社会毒瘤，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99年8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向新闻媒体发表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99年8月2日，《关于法轮功问题的谈话》），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他说：“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的决定，这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的。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它为人民消灭了一个大祸害，为国家清除了一个大障碍，为社会割掉了一个大毒瘤，为科学扫除了一个大障碍，也为佛教消除了一个最大最毒的附佛外道，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
依法取缔“法轮功”，对全党政治思想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下发后，全党开展了一次广泛深入的学习活动。通过学习，全体党员充分认识到李洪志所编造的“法轮大法”宣扬唯心主义、有神论，否定一切科学真理，是同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根本对立的，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是同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根本对立的。使广大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教育，增强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广大党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误入“法轮功”组织的党员，根据中央关于“立足于教育，立足于转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各地方、各部门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绝大多数参与“修炼法轮大法”的党员提高了觉悟，转变了态度，同“法轮功”组织在思想上划清了界限，在组织上脱离了关系，回到了党的正确立场上来。
1999年10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成为依法综合治理邪教的法律依据，其中《决定》的第三条就是“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为了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精神，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2000年3月22日，中国科协和中央文明办联合举办的“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愚昧”大型图片展览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展览以大量翔实、生动的图片资料，深刻揭露“法轮功”邪教组织以及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及伪科学的本质和危害，展示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群众 30 余万人观看，江泽民同志对展览在认清邪教本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上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到 2000 年底全国观看展览群众达 6 633 万人次。
2000年4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参观了展览。江泽民称赞：“展览办得好,很有教育意义,对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本质和危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科学素养有着积极作用”。他希望通过办好展览,让更多的人掌握科学知识,认清迷信愚昧的危害。
在与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中，需要民间组织配合党和政府开展反邪教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反邪教协会和地方各级反邪教协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2000年11月13日，中国科协成立了中国反邪教协会协会。协会成立以来，根据其宗旨，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维护法律尊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和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反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与安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破坏法律实施和社会稳定的邪教组织，努力提高公众对邪教的警惕性和鉴别力，做出了积极努力，成为民间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重要社会力量。
取缔“法轮功”二十年多年来，通过广泛深入的开展了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本质的宣传教育，使人民认识到法轮功邪教的危害，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为荣、愚昧无知为耻”的社会风尚。
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未来，迷信愚昧活動和邪教的滋生、蔓延和危害，既有久远的历史文化根源，它是封建迷信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又有深刻的现实社会原因，它是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调整与多元文化观念碰撞的反映。所以同迷信愚昧活動和邪教作斗爭，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新时代，我们又一次站在新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继续堅持发扬我们党崇尚科学反對迷信的优良传统，坚决同各种愚昧迷信活动和邪教作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来源：中国科协 2021年5月）
主要参考引用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2、《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319、320页）
3、 龚育之《崇尚科學反對迷信是中國共產黨的历史傳統》（中共党史研究1999、05期）
4、 薛风平《中国共产党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历史考察》（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5、白全贵《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明与宣传2001年第08期）
6、 赵江华：《新中国初期取缔会道门研究》
7、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破除封建迷信运动的历史经验》
8、朱鸿召《延安怎样抗击传染病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