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记者张乃明，通讯员高琪、丁先发编发了一篇报道：《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副标题是《省有关科研部门已采取措施，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从此揭开了“人体特异功能”大论战的序幕 

3月16日《上海科技报》率先转载了这篇报道，随后，全国数十家“科技报”及地方报纸转载这个消息。 

1979年3月13日至20日，根据四川省科委的决定，从3月13日起，唐雨不再接待测试，专门由四川医学院派专家来考察。四川医学院派了科研处副处长吴家驶，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刘协和，眼科医生刘安负，科研处工作人员陈开俊等四位同志，对唐雨进行了为期8天、25次的调查试。这25次测试除6次偷看未成，拒绝测试外，其余19次都是偷看认出的。其结果证明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

 1979年3月，由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了“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由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任第一届理事长。这是文革后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功群团组织。

1979年4月3日，四川医学院调查组联名写了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调查报告。

1979年4月4日，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小学二年级学生姜燕，由学校老师和区教育局同志陪同，到中国科学院信访处上访，称姜燕也有“耳朵认字”功能。

1979年4月13日，《北京科技报》记者甄庆如以《本市一名八岁女孩可用耳朵

识字》为题，对姜燕“以耳认字”作了报道。姜燕的报道出台后，4月中旬，北京北礼士路二小王强、王斌两姐妹也有“耳朵认字”功能的宣传不胫而走。王强、王斌两姐妹一出场，就被对“特异功能”感兴趣的研究者盯上了。空军第四研究所罗冬苏、北京师范学院林书煌、北京大学陈守良、上海《自然杂志》贺崇寅，国家科委干部申漳等，一直视她们为观察实验的对象。王强、王斌从此成为著名“特异人”，从“地方队”到“国家队”和特异功能研究者合作16年之久，直至姐妹俩全出了国为止。

1979年4月上旬，与四川、北京发现“特异人”前后，安徽、湖北、河北、黑龙江、江苏等地，也发现“功能强”的特异人（这些“特异人”都是上海会的表演者），但与四川、北京的情况一样，他们一出现，有宣传者，就有揭露者。安徽省繁昌县科委主任鲁世荣于1979年4月16日，就对《安徽科技报》刊登的《宣城县12岁女孩胡联能用耳朵认字辨色》的新闻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皖南医学院张甫同于1979年4月对宣城县“特异人”胡联、何小琴进行测试，并写了观察报告，否定胡联、何小琴的特异功能。中科院武汉物理所一位科研人员，从1979年5月就对湖北省有名的“特异人”谢朝晖进行测试，以后又看过多次表演，均不成功。她说：“叫我难过的是通过这种办法来教育孩子弄虚作假，作为一个母亲，我呼吁为了保护儿童的健康，不要再给这些儿童套上‘耳朵认字’的精神枷锁了……”。北京空军第四研究所的李良明同志，从1979年4月，就对北京“特异人”王强、王斌、姜燕多次进行测试，均不成功。李良明批评说，“特异功能的宣传，造成迷信活动猖獗，现在需要宣传理论思维，批判神秘主义。恩格斯曾生动有力地批判和嘲笑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对照第七感受器与古老的磁力骨相学中的‘敬神器’又何其相似也！”

1979年4月6日和4月19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姜燕的“耳朵认字”进行观察实验，结果证明，完全是弄虚作假。 

1979年4月12日、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第8期、第10期，分别就四川医学院对唐雨测试、中科院心理所对姜燕测试的结果，发出了“未经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宣传”的通报。通报中说，“这种宣传，徒然增加了人们的迷信传说和助长各种离奇的谣言呓语的流传，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有些同志爱好猎奇，那怕是荒诞不经的事也信以为真，而且通过他们的口、手使之互为流传。这种作风很不好。让我们共同总结教训，杜绝这类无稽的宣传。” 

1979年4月23日，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以信访简报的方式（第92期，93期），以《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和《四川唐雨‘用耳认字’也是假的》为题，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四川医学院测试实验结果。

1979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92期信访简报上写了如下的批语：“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类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媲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1979年5月，《科学画报》第5期刊登了肖静的一篇文章《用耳朵能看东西吗？》指出，“耳朵认字”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5、60年代苏联和中国都有这方面的报道，其结果证明都是偷看和骗局。这是在期刊上登载反对“以耳认字”的第一篇文章。之后，张鲁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79年第一期发表了《只不过是魔术》及在《新闻战线》1979年第三期发表了《不科学的科学报导》，查良明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耳目不能易用》等文章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露了“耳朵认字”之类特异功能的骗局，并指出了新闻单位宣传这类事情的危害。

1979年5月5日，《人民日报》记者陈祖甲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的文章。这是当时国内，发表在“大报上”反对“耳朵认字”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以耳认字”的魔术都是大人吹出来的，并指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猎奇！接着，施锦昌5月6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耳朵认字”纯属魔术手法。5月8日，方成颜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的报道。

1979年5月16日，中国科协所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集在京有关科研单位的同志，对这一奇闻进行学术讨论。出席会议的有中科院心理所、中科院动物所、中科院力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北京科技报》。会上专家发言的主要观点是：“耳朵认字”是违反科学的。讨论“耳朵认字”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①“耳朵认字”是否是事实，对眼睛看到的事实要去伪存真，这才是研究科学的真正态度。从实验看，“耳朵认字”并非真相；②从生理学角度看，耳、眼等感官各有特殊的结构和功能，有本质区别，不能互相代替；③从生物学进化，胚胎发生和个体发育角度看，“耳朵听字”是违反进化论的；④判断事物，除了靠自己的感官之外，理论思维很重要。一个人不能事事都亲自实验。原有的经过无数次实验检证的正确理论是判断事物的指导思想。与会代表认为，“耳朵听字”没有科学价值，不值得花大力量。但《北京科技报》的同志仍坚持他们对姜燕“耳朵认字”的报道是正确的。

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篇反对：“耳朵认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教育家叶圣陶写的。题目是：《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他在文章中指出：“耳朵能听字，稍有科学常识和唯物观点的人决不会相信，这种荒诞的新闻本来值不得驳斥。可是这条新闻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文章的最后呼吁：“能从这件事取得教训，确信这样胡搞是不行的，至少要学一点科学知识，学一点唯物主义，才能切切实实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对四化有所贡献。”

1979年5月18日，《上海科技报》发表了《‘耳朵认字’是一种魔术》的文章。文章中指出：“最近一些地方传出消息，说‘发现’几个能用耳朵认字的儿童。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1979年5月，此期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祖甲和叶圣陶的文章后，只几天的功夫，就收到全国各地200多封来信。从来信和电话中，可以看出“耳朵认字”在当时，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人民日报》科教部和群工部，把这些反映进行整理，以《情况简报》和《群众来信摘编》的方式进行交流。其中的内容摘录如下：“自从《四川日报》发表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的消息之后，全国陆续‘发现’一批能用耳、鼻、手指、脚趾、胳肢窝、胃、前额认字的奇异人物。据国家科委统计，从3月14日至5月5日全国12个省报来20名。其中省级科委报来2名，地市级科委上报的4名，县级科委上报3名，基层单位推荐3名，个人反映8名（据我们了解还不止20名，比如北京已“发现”4、5名，尚未统计在内——编者注）。这20名中，9~15岁的14名都是在校学生，20岁至30岁的5名，40岁的1名。其中最新奇的是有人可以把写字的纸团吞进胃里，然后再抓另一个纸团放在耳朵上听，同时把两个纸团上的字都认出来。”“所谓用耳认字完全是违反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四川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新华社、《光明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的同志，分别对一些儿童进行测试，证明完全是弄虚作假。天津和石家庄有2名被测试的人，本人也承认这不过是魔术。”“认为文章中批评某些领导同志很有必要，意见很中肯，希望报道耳朵认字消息的报纸，能接受教训，引以为戒。” “《人民日报》的文章尖锐地批驳了耳朵认字的奇谈怪论，澄清了问题，看了非常痛快。” 还有的来信和电话，揭露“耳朵认字”的表演，不过是我国濒于失传听字的一种魔术小艺。这类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人，在当时是少数。而大部分的来信和电话是指责甚至谩骂《人民日报》的。这些来信与电话，绝大部分是用他们观察“特异人”表演的“眼见”，驳斥《人民日报》的报道“不符合事实”，“用官方发言的方式堵人家的嘴”，“欺骗舆论，窒息科学”，“以权威人士压人”，“用假科学代替科学，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铸成一桩新‘冤案’”，“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还有的甚至谩骂《人民日报》“是国民党报纸”，“与林彪‘四人帮’的作法毫无二致”。

1979年5月25日5月31日《四川日报》编辑部向四川省委宣传部作了两次检讨。1979年6月2日，《人民日报》以《四川医学院的调查证明，四川一个小学生‘用耳认字’是假的》为题，发表川医的调查报告。1979年6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关于“耳朵认字”的宣传，作了自我比评，并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打了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表示“川报发表耳朵能认字的消息是我同意的，这是草率的表现，应该由我负责任，报社和下面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这一段话说明，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耳朵认字”的省级领导，杨超同志是第一人。至此，本来可以停止下来的荒谬宣传，却又被海外的人给鼓动起来。使事情并未就此完结。

1979年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香港人士李学联写给大陆“特异功能”研究者的一封信，题目是“以耳认字，未必荒谬”，直接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祖甲的文章，指责祖甲和某些部门领导人对西方的超感官知觉（ESP）和特异致动（PK）研究所知甚少。这是由海外来的第一个介绍西方“特异功能”研究的材料。并煞有介事地告械，“国人之领导，如此缺乏科学常识，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在信的最后还希望中共官方“在对科学问题作出任何结论之前，态度更科学一点，对于不明白的事物，不妨持怀疑态度，不要过于武断。” 李学联的信很快被大陆“特异功能”研究者广为传播，于是“耳朵认字”的风波又掀高潮。在6月18日前，在舆论的批评和行政的干预后，唐雨得了一场病，“耳朵认字”的功能也有所消退。但李学联的信不仅批评了发表祖甲文章的《人民日报》以及持反对态度的科学家及政府官员，还把西方的超心理学（Parapsyekology——研究ESP和PK的一门学科）介绍到中国来。这就给大陆的研究者们注足了勇气和信心。于是从1979年7月起，又掀起了一个宣传“耳朵认字”之类特异功能的热潮。但就在这时，种种批评“耳朵认字”的宣传，也在不断冲破种种阻力，发表出来。如：1979年7月7月，《人民日报》《当心以‘科学’的名义……》石工；《不科学的科学报道》，《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只不过是‘魔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2期；《耳目不能易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耳朵能听字吗？》《广州日报》1979年10月29日。

1979年7月，上海《自然杂志》派人到北京测试特异儿童王强、王斌两姐妹，在罗冬苏等人的陪同下，对王强、王斌作了3次测试，每人辨认12个试样。王强完全成功3次，部分成功7次，未成功2次；王斌完全成功5次，部分成功6次，未成功1次。就是这个成功率很低的测试实验，仍然以确信存在人体生理机能的奇迹，于1979年9月份，在该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由记者采写的《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观测报告。1979年7月10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气功科学研究汇报会”。参加汇报会的有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和卫生部、国家体委的有关人员，北京、上海、广东、广西、湖南、青岛等地的气功师、硬气功师、专家教授、科研人员共50余人。会上方毅、耿飚、陈慕华副总理，谭震林副委员长以及各方面领导魏文伯、秦基伟、钱信忠、王猛等听取了汇报，观看了气功师发放“外气”的物理效应和“硬气功”表演，谭震林、方毅在会上还作了讲话。改革开放以后，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参加一个“专业性”的会议，这无疑对后来的“气功大潮”是会发生影响的。1979年8月11日，在中科院心理所经过测试，证明姜燕“耳朵认字”是假的之后，姜燕的“耳朵认字”功能一度消失。此时，时任北京大学科研处处长的陈守良，又亲自到姜燕家中测试她的“耳朵认字”功能。

1979年8月19日，《首钢报》几位编辑陪同陈守良教授在北京九中组织对王强、王斌进行测试，把姜燕也邀请去了。此时，陈守良让姜燕坐在王强、王斌中间，以接受王氏姐妹的影响，在这种诱导下，姜燕的“耳朵认字”功能又恢复了。此后，陈守良将这些测试结果写成《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第2卷第11、12期上。

1979年9月，在唐雨的家乡——四川又掀起了对唐雨“耳朵认字”真实性的考察。

1979年9月3日、4日四川江津地区科委副主任高万秀和大足县宣传部、科委、文教局的同志一起在团结公社对唐雨进行重新测试，效果不好。

1979年9月5日，大足县团结公社党委书记李均荣，副书记曾泽，宣传委员谭天成，公安员黎功德等又亲自测试。3个字团，10个字，被认对了9个字。 1979年9月6日至13日，由大足县宣传部、科委、文教局、公安局、进修学校、县医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又对唐雨进行11次测试。9月19日由何大华、丁先发、申政伦、钱邦伦，朱永弟，胡正书等人联合签署了《关于唐雨耳朵辨色识字的考察报告》，认为唐雨“耳朵认字”是客观存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79年10月5日至13日由江津地区宣传部，科委、地区人民医院组成的“唐雨耳朵辨色认字考察小组”共进行了9天的测试。江津地区科委于10月16日以肯定“耳朵认字”的《关于唐雨耳朵辨色认字的近期情况报告》的江地科[79]87号文件上报行署并报省科委。 

1979年10月24日至26日成都《红领巾》杂志社又组织了7次测试。并于10月27日由《红领巾》杂志的赵明、郑家声、何五全、贺启富，《四川日报》的张乃明，江津行署科委的黄侃如，大足县科委的王大用、何大华联名写出《关于儿童唐雨耳朵认字辨色的考察报告》，声称唐雨的“耳朵认字”“并非是大人吹出来的”是真实存在的，再一次地肯定了唐雨“耳朵辨色认字”的真实性。

1979年11月1日《红领巾》杂志社编发《情况摘编》“红领巾杂志社调查组”写的关于唐雨耳朵认字前后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在该杂志第11期发表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耳朵认字”’的文章。 

1979年11月12日唐雨的哥哥唐可飞写信给中国科学院，称他的弟弟唐雨“耳朵认字”受到批评是“不白之冤”，并希望科学院的人再来考一考唐雨。唐雨也写信给《红领巾》杂志的叔叔阿姨们，称“我的耳朵认字是真实的”，并由《红领巾》杂志1979年第11期发表了唐雨的信。至此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案，就被翻掉了。《人民日报》继续收到批评他们的文章，一时平息下来的“特异功能”宣传，又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在对唐雨“耳朵认字辨色”功能真实性测试报道的同时，北京对王强、王斌姐妹的测试以及全国各地“特异人”报道纷至沓来。

1979年11月8日，针对“唐雨事件”翻案后，国内掀起的又一次“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热，当时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道上作出了第二次批示：“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1979年12月，北京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79年10月、11月、12月，胡耀邦的第一次、第二次批示，并没有制止住“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相反，其宣传势头，则越加猛烈。下面将1979年10月至1980年2月4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之前，全国几十家报纸、杂志对“特异人”“特异功能”的报道概列如下。其中《自然杂志》是他们中的带头羊。《自然杂志》连续发表了9篇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观察报告。报纸也在连篇累牍地刊登“特异人”的表演。这些观察报告的题目是：《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与人体电磁感受机制探讨》——北京空军第四研究所罗冬苏；《人体能感知地磁》——青海潘锦堂；《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一)》——北京大学陈守良、贺慕严；《关于人耳认字辨色功能的考察报告》——安徽大学徐梓芳等；《观察谢朝晖用耳朵认字辨图辨色的小结》——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谢毓瑜、王志秀；《关于唐雨耳朵认字辨色的考察报告》——四川大足县联合调查组；《姜燕特殊感应机能的衰退与恢复》——陈守良等；《人体感知地磁的测试》——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用手可以看见东西”——译自苏联《科学与技术》。

 以下是报纸、杂志的宣传。

 1979年10月11日，《四川科技报》《王斌、王强具有‘非视觉器官识别图像’功能》。

 1979年10月16日，《黑龙江科技报》《记能用耳朵认字的牟风琴》——王宗喜。

1979年10月19日，《首钢报》《关于‘以耳认字’及其他》——杜义华、黄安。1979年10月23日，香港《文汇报》《‘以耳认字’传有其事》，北京刊物介绍详情。

1979年11月，《红领巾》第11期《在事实面前》。

1979年12月5日，天津《科学园地》《唐雨是在骗人吗？》——黄侃如等7人；《探索新的课题——访宣城有特殊感官功能的‘两姐妹’》；《人体确有特殊感应机能》——陈守良、贺慕严；《要有科学精神》——钟秀。

 1979年12月8日，香港《大公报》《耳朵、腋下认图识字奇闻》——郭建、杨建能。

1979年12月9日，《天津日报》《关于唐雨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赵明等7人。

1979年12月9日，《甘肃日报》《对未知的科学领域不要想当然》。 

1979年12月15日，天津《科学园地》《小燕子又飞了》——北京姜燕特殊感应机能的衰退与恢复——陈守良、贺慕严、王楚 。 

1979年12月18日，湖南《衡阳日报》《不要给科学设置禁区》——左仰 

1980年1月11日，《长江日报》《常识未必常有理》——戚海龙。 

1980年1月18日，《解放日报》《从耳朵认字说开去》——颜武。

 1980年1月29日，《文汇报》《不做请求鸭嘴兽原谅的事》——王闻。

 1980年1月7日，《文汇报》，《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邓伟志。这是揭露“耳朵认字”表演作假，以“目击记”形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80年1月，大科学家文章《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在《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在文章中针对恩格斯在“神秘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否定特异功能的存在，谈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我也不赞成恩格斯批评的华莱士和克鲁克斯，但我们要按辩证唯物主义办事，要解放思想，不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

 1980年1月被誉为“中国超人”的特异功能人张宝胜在辽宁本溪被发现。6月由本溪市科协组织的测试，肯定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张宝胜正式出山。张宝胜的出山意义非同寻常，他不仅一直高举着“特异功能”的大旗，而且成为最有应用价值（特别是军事应用价值）的“中国超人”。

1982年初，他被召进北京，3月，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亲自主持张宝胜“耳朵认字”的表演，时任国防科委某局副局长的伍绍祖参加了这次表演。5月18日，又由《自然杂志》的编辑朱润龙带到了叶剑英元帅家表演。表演完了，叶元帅说：“你自己写了字，又没让他看，他认出来了，这就证明存在着这一现象。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如果一口否定说特异功能是假的，便不会再继续努力，有所前进了。我想，还是应该对此进行科学研究。”这番谈话奠定了张宝胜具有“军事应用价值”的、特殊的“特异超人”地位。

1983年6月2日，他穿上了军装，被正式调入国防科委所属507研究所。有人曾提议：“把1983年6月2日定为中国特异功能纪念日。”

1980年2月4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来自四川1人（唐雨）、北京3人（王强、王斌、姜燕）、安徽4人（黄红武、胡联、何小琴、张雪梅）、湖北3人（谢朝晖、熊洁、徐倩）、江苏1人（郑红）、河北1人（于瑞华）、黑龙江1人（牟凤芹）的14名“特异人”参加了表演，来自全国8省（四川、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甘肃、河北、黑龙江）3市（北京、天津、上海）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出版、文化教育以及科委的干部70多人参加会议。会后，有《解放日报》、《北京日报》、《湖北日报》、《辽宁日报》、《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河南日报》、《福建日报》、《甘肃日报》、《宁夏日报》、《湖南日报》、《陕西日报》、《内蒙古日报》、《浙江日报》、《云南日报》、《新疆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南方日报》、《人民铁道报》、香港《快报》、香港《明报》、香港《百姓》、香港《争鸣》、《春城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科学周报》、《文化与生活》、《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长江日报》、《健康报》、《中国新闻》等数十家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新华社还发了“新闻稿”。这些报道称“上海会”14名“特异人”作了10场表演每人平均作了100次测试，成功率在80％左右。观看者达2000多人，功能更涉及很广泛的领域。报道中说，“与眼睛相比，这种特异功能具有一系列奇妙特征。它能渗透视觉所无法渗透的种种蔽障，辨认出放在胶水密封的牛皮纸袋，火漆和蜡封口的塑料盒，瓶口用火烧结的玻璃安瓿瓶中的试样，把试样放在壁厚40毫米，贮藏同位素的10公斤、20公斤铅罐中，受试者用手抚摸罐外壁，也能辨认，甚至把试样剪成小块，混乱放人纸袋中，受试者脑中同样呈现出完整的字形来。”这些报道和介绍，不但肯定了“耳朵认字、辨色”的真实性，而且还说这个领域“无疑是一个具有广泛前景的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将会给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等许多领域提出了全新的课题。”而就在这舆论一致的形势下，《文汇报》派到会上的三位记者和《人民日报》群工部的记者本着弄清真相的态度，在测试时，一直盯住被测试的“特异儿童”，其结果却一个也没有成功。会后《文汇报》记者洪东流把这一情况写了一个近一万字的“观察记”。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得到公开发表，但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00期中，以《上海会议的真相》的标题，作了专门的披露。

1980年2月，上海会后，邓伟志写了《对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揭露上海会“特异表演”的弄虚作假。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在《宣传情况汇报》第14期上登了出来。

1980年3月5日，邓伟志又给国家科委写信《吁请国家科委鉴定耳朵认字》，并附上了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两点意见》一文。邓在这封信中，不仅表达了对“耳朵认字”泛滥的忧虑，敦促科委组织鉴定，而且还提出了设立“科学法庭”，就制定科学法的必要性提出建议。

1980年4月14日，在全国掀起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浪潮愈演愈烈，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人民日报》科教部以《关于‘耳朵认字’的争论》的题目把这一时期的情况编辑成《情况汇编》第200期。《汇编》一共分四个部分（一）一年争论简况；（二）上海会议的真相；（三）“耳朵认字”的真伪问题；（四）报刊、电台要不要再宣传“耳朵认字”。这个《汇编》实事求是的反映了当时“争论”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对“批评耳朵认字”的舆论，给予了公平的、真实的反映和评价。

1980年3月份以后，全国各省市都在组织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研讨会、报告会，筹备成立组织，而且得到政府各级领导的支持。据《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1980年11月5日第3期报道说：“据各地报道，四川、云南、湖南、湖北、甘肃、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省委书记或副书记、省长等党政领导同志都曾观看测试或亲自测试”。

下面把上海会后到1981年5月11日召开“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前各省、市有关“特异功能”的活动分列如下：

四川

1980年3月2日，重庆市科协召开人体特异功能座谈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亲临讲话。

1980年8月17日，重庆市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成立。

1980年11月16日，重庆市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举行学术交流会，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1980年12月26日，四川省内江市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

1981年1月11日至12日，在成都召开了四川省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会议。正式成立四川省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组。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但他对会议的开法作了指示，并把一位科学家1980年12月29日给他的信送会议宣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允中到会讲话，重庆市科协副主席王竹等同志在会上介绍了研究情况。

云南

1980年8月1日，应云南电视台要求，省卫生厅和云南中医学院组织了人体特异功能汇报测试。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副省长马文东，副省长邵风，省科教部副部长张更生、省卫生厅厅长曾育生等负责干部出席观看。

1980年8月25日，云南省副省长、省科委主任马文东在省科协主持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测试会上指示：人体特异功能是一门科学，需要成立学会，开展研究。  

1980年9月20日，云南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理事长为省卫生厅厅长曾育生，副理事长为省科协副主席苏音。

黑龙江 1980年8月11日，哈尔滨市科协在科学宫举行报告会。由《自然杂志》张风介绍国内外特异功能研究情况。 1980年8月18日，哈尔滨市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筹委会，省科协副主席李亚非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和省科委副主任张恒轩都被聘为顾问。1980年8月20日，黑龙江省科协第2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观看了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文达亲自测试，对“思维传感”、“穿透看书”“透视塑料提包”等特异功能，深表叹服。1980年10月1日，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省长陈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德尊，省委书记陈剑飞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观看人体特异功能测试。几位同志还讲了话，对人体特异功能表示大力支持。

安徽

1980年9月10、11日，安徽省科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安徽科技报社在合肥市联合召开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究座谈会，省科委主任、科协主席均出席了会议，省科协副主席杨寿南主持会议，副省长杨纪珂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会上决定筹备成立安徽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1980年11月26日，在合肥成立了安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筹备组。

北京

1980年6月3日，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

1980年10月6日，由北京教育学院主持一次报告会，参加者为北京市内各中学物理教师数百人，由北京中医学院何庆年介绍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概况。 

1981年3月10日，北京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召开座谈会，北京大学等16个单位3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

上海

1980年7月21日，上海市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自然杂志》总编贺崇寅为研究会负责人。 

吉林

1980年7月29日至8月6日，在长春举行人体特异功能科学测试会，吉林省副省长，省科委主任李树臣出席开幕式。省府副秘书长龙文宇同志主持了会议，4位省委书记和3位副省长亲自观看测试。 

湖南

1980年9月，湖南省委书记万达同志和常德地委书记郭连贵同志，亲自测试湖南省石门县“特异功能”儿童宋季。 

河南

1980年7月25日，郑州市金水区科委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

1981年1月3日，在河南省委会议室举行人体特异功能观测会。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省长刘杰，省委书记胡立教、张树德，省政协主席赵文甫及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葆光等党政领导亲临观看“特异人”于兆雷表演，并对人体特异功能表示支持。

浙江

1980年9月20日，在科协领导下浙江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筹备组）成立。1980年9月20日，浙江省科协在杭州市科学会堂举行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究报告会，省科协秘书长袁援主持了报告会。

天津

1980年12月，由天津市科协牵头建立了天津市人体特异功能专门组织，拟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甘肃

1980年9月，甘肃省委书记杨植霖同志，前往甘肃农业大学测试特异功能儿童魏若阳。

宁夏

1980年11月8日，宁夏生理学会组织一次题为“介绍一项意义深远的科学新课题——人体特异功能”学术报告会。

河北

1980年暑期，在石家庄教育局、团委、体委举办的“青少年科技活动月”上举行了一次“奇妙的人体特异功能”专题报告会，6000多人听讲。

中国科协

1981年3月9日，中国科协主要负责同志邀请《自然杂志》总编贺崇寅同志汇报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到会的有裴丽生、刘述周、王顺桐等四位副主席及聂春荣，林勃民书记等。会上一致同意支持4月在四川举行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

军队

1981年2月18日，上午国防科委副主任李福泽同志接见了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河北沧州的于瑞华并测试了她的特异功能。

1981年2月18日，下午肖劲光，韩先楚等部队领导同志在住地接见了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于瑞华、王强、王斌等，并观看了他们的人体特异功能测试表演。于瑞华还为几位领导同志做健康透视检查。

1980年6月1日，“上海会”后，大科学家访问了上海《自然杂志》编辑部，他从开发人体潜能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这次访问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肯定了上海《自然杂志》在倡导“人体特异功能”中的先锋作用，使《自然杂志》找到了“坚强后盾”；二是从开发人体潜能——人体特异功能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这个理论成为“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和研究者的理论基础；三是建议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组织。

1980年6月15日，上海《自然杂志》总编贺崇寅以编辑部名义写信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对邓伟志《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一文进行答复，对于邓揭露上海会弄虚作假的事实全盘否定。

1980年6月30日，贺崇寅又给《人民日报》写信，对于《人民日报》科教部所编辑的《情况汇编》第200期所披露“上海会”的情况提出批评，并要求《人民日报》用内部情况或在公开报道中作出符合实际的反映。

1980年7月16日，《羊城晚报》发表《¨¨¨谈人体潜力新领域研究》。

1980年7月18日，《北京科技报》刊登《人类要对人体本身进行深人研究——记¨¨¨同志关于建立人体科学体系的一次谈话》。

1980年8月15日，“鬼侵入科普报刊”，《中国青年报》邓伟志、钱维华、沈定等在文章中指出，“早已被科学赶走了的鬼，又被一些‘科’字头的报刊请回来。” 

1980年10月6日至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辩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一次讲演，敏锐地指出：在对待“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我们有的哲学工作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在“耳朵认字”宣传后，△△△第一次公开表态。

1980年10月15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在上海创刊，由《自然杂志》编辑部编辑。

1980年10月15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报道了著名科学家赵忠尧教授谈人体特异功能。赵教授说，“关于人体特异功能这件事，大概第一次听到的总是反对的，总是不赞成的，等到他实际参加了测试以后，大概绝大部分的人是会同意他的存在的。这种从不同意到同意，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科学态度。”

1980年10月20至11月4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草稿修改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安排了“特异功能”表演；使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相信了“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同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十分震惊。更使他惊奇的是“人体特异功能”竟在出版前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教材中出现了。△△△认为，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个在一百多年前就有的灵学唯心主义的东西，竟然被看成是“新发现”，并且被写进普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中去。△△△说，“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我们事业理论基础的国家，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竟如此肆无忌惮地得到宣传，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从这时开始，△△△才把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当成了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给以重视。从1981年开始，积极投入到这场破除伪科学宣传的战斗中。 

1980年10月，由周文斌、周国兴主编的《待揭之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论及人体特异功能的书。

1980年10月31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盂戈非教授谈“人体特异功能”。他说，“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未知领域，生物界、生物个体以至在人体中存在着特异功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能轻易否认。”

1980年11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纪录片《你信不信》，除了人们熟悉的“特异人”表演的“耳朵认字”、“意念移物”之类的“特异功能”外，还有一个在当时全国传得很响的董文豹、董长江父子的思维传感表演。董文豹是贵州省惠水县科技局的一个干部，作为一名科技干部，搞这种欺骗活动，更引起科技界的关注。贵州省科委及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都组织过考察、测试。其结果不过是父子之间经过训练的协同作弊。但仍有舆论、宣传机构和科学家为他们唱赞歌。难怪在“特异功能”界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只要一次成功，偷看百次何妨”。

1980年11月30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报道，学部委员贝时璋教授谈人体特异功能。他说，在看了董文豹父子的思维传感表演后。“对这一现象的可靠性的认识就更加坚定了”。但是，承认了它的可靠性还不够，还应该深入开展研究。我认为，“人体特异功能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决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或一两次实践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很好的认识和研究。需要而且也值得投入力量的。” 

1980年12月，¨¨¨《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发表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1980年，《气功》杂志在杭州创刊。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发去贺信。

1981年1月，¨¨¨《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发表在《自然杂志》1981年第1期。

1981年5月11日至18日，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06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300多名代表。收到论文147篇。

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近两三年来，从少年儿童中发现了人的透视、遥感、磁感、信息感等特异功能。这些发现之所以有重大价值，是由于这已不再是迷信，而是客观存在。他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人体特异功能机能方面进行大胆地猜想和验证工作。大会最重要的论文是¨¨¨《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该论文由国防科委属507研究所陈信代为宣读的。论文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不仅符合现代科学发展趋势，而且与现代科学发展和泉源也是吻合的，可以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框架内进行探讨。

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有两个成果。

一是进一步的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会上交流的论文，不仅有基础研究成果、应用研究成果，还有开发研究成果。基础研究的成果，诸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用他们自己设计的生物探头捕捉到了常人、气功师、特异功能者三种不同的信息。常人在意念集中时发出的信息仅在毫伏级，气功师可以达到零点几伏，特异功能者可以达到几百毫伏，甚至几伏，是常人的几千倍。肯定了特异功能信息的存在。云南大学物理系的科研人员，用IL-700型辐射仪测试时，发现常人发出的信息能量只在十万分之几的量级上，而特异功能儿童信息能量则在千分之几的量级上，两者相差上千倍。这样的所谓实验报告，在重庆会上一、二十篇。

所谓的应用研究，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在公开的报道中，却很肯定地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属初级阶段，但它已在应用科学领域展示了诱人的前景”。如，利用透视的功能在医疗诊断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地质、城建、文物、考古、公安、仿生等领域，也都取得了颇有意义的进展。在开发研究中，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可谓之创造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奇迹”。重庆会上，居然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蔡庆生、孙其梅、杨洪根、阮迪云、张安祺写的“意念论”这样的论文，被捧为是最有创建的论文。这个论文说，“一个人体，除了有形人外，还存在无形人；一个世界，除了有形世界外，还存在着无形世界，这个无形人生活的无形世界，必将被开发出来。所谓：人外有人，世外有世；有形无形，奥妙无穷”。这个宣传“灵魂不灭”，并被称为世界首创的论文，被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和第一副校长李昌称之为给中国科技大学丢脸的事，是“胡来”、“损害校誉”、“令人不堪”的事。此后，严济慈和李昌又联名写信给中国科技大学领导，批评科大有些人搞人体特异功能的活动。信中说：“过去，我们在合肥和北京都曾多次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完全是违反科学的，我们科技大学不要有人去搞。然而，现在不仅有人在搞，听说学校有关部门还拨款支持，并作为科技大学的代表到处写文章、做演讲。为端正学风，维护校誉，我们现在郑重地向你们表示，希望科大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不要以科大的名义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活动。希望你们几位捍卫科大的优良学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导全校开展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工作。”

另外的开发研究，也令人张目结舌，诸如，“仙碟姑姑”这种流传在民间的占卦小戏法，也被称之为“有着特殊意义和价值的科研课题”，要开发它，解开这“生命科学深奥之谜”。还有诸如“‘鬼神附体’的科学”、“古墓怪影”、“鬼魂形成的机构”的内容，也都打上了科学包装，被当成“人体特异功能”来研究，成为可以开发的领域。这方面的成果，在会上形成的《关于进一步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建议》中，一、关于特异功能的发展和培训；二、关于基础研究；三、开展应用研究；四、关于儿童的教育和保健问题；五、关于目前科研人员问题；六、关于情报资料的搜集研究。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第二个成果，就是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这个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精英的组织，虽然一直未被中国科协批准。但它却是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尔后领导“人体科学”、“气功科学”研究与发展的重要组织机构。它的成员如下：上海《自然杂志》总编贺崇寅为筹委会临时召集人，下设7名常委，33名委员（29省、市、自治区各1名，北京、上海、四川再增加1名，《自然杂志》编辑部1名）。常委会由北京林书煌、吉林龙文宇、云南苏音、四川叶兆麟、湖北吴熙载、上海贺崇寅组成，另保留1名。1981年5月13日，《中国新闻》率先向国内外，发布了“重庆会”的消息。接着10几家新闻单位，对“重庆会”的“成果”也作了报道。1981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人体科学将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新闻》发表《谈人体特异功能》文章。1981年5月21日，《光明日报》报道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1981年5月27日，《工人日报》用了很长的篇幅，选用了醒目的标题，如《层出不穷的新功能》、《实验科学的新成果》、《应用科学的新领域》对“重庆会”上所反映出来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成果作了较全面的报道。 1981年7月，《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第7期上。 1981年7月，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暑期讲习班，△△△作了《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兼论“耳朵认字”这种戏法何以使一些哲学工作者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他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是西方灵学的变种，它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批判过克鲁克斯、华莱士等大科学家作了灵学的俘虏。1981年8月，△△△开始写作，系统地揭露从“耳朵认字”开始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他的第一篇大作长达近10万字，题目是《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全文共分七个部分。（一）两年多来“耳朵认字”宣传的经过；（二）这种宣传不是新现象，也不只是我们一国的现象；（三）如此宣传的“人体特异功能”根本不是事实，只不过利用魔术手法的弄虚作假；（四）对“耳朵认字”宣传的揭露和批评文章，都未能获得发表的机会；（五）为了在更多人面前揭穿这种弄虚作假，不妨再作一番测试，但必须是真正的科学的实验；（六）要从哲学上根本解决问题——反对经验论；（七）是停止这一反科学宣传的时候了，但这一类宣传有其根源，一下于是不会绝迹的。这一篇长文的（一）、（二）、（三）、（四）部分，当时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1981年第12期到1982年第7期上。其余的（五）、（六）、（七）部分，就被当时舆论一边倒的氛围压制，未能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而发表在《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的内部刊物上。这一篇长文——实际上是一部从理论和实践二个方面揭露“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大作。说它是“大作”，不是因为它的字数和篇幅，而是因为它的影响和作用。当时，在宣传“人体特异功能”浪潮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这部大作实际成为了向伪科学宣战的号角，是讨伐“人体特异功能”喧嚣的战斗的檄文。这部“大作”在研究和讨论现代中国灵学运动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有对中外灵学历史的考察，也有精辟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分析，又有高瞻远瞩的预见。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学问家的真知灼见。

1981年8月10日，△△△在“全国科普报刊、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作了《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的讲话。其摘要发表在1981年9月10日的《科学报》和《科学大观园》1981年第3期上。

1981年8月以后，为了反击“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热潮，除了《人民日报》旗帜鲜明地发表一篇篇署名文章和用“内部简报”的交流方式，批评“耳朵认字”之类的“人体特异功能”外，上海的《文汇报》和北京的《中国青年报》，成为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佼佼者。《文汇报》开辟了《向科学进军》副刊，《中国青年报》开辟了《科普小议》和《长知识专栏》，刊登了大量的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此处列举从1981年8月至1982年初，两报所刊登的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若干篇文章

1981年8月29日，《特异功能和特殊技巧》，《中国青年报》——薛延。

1981年9月21日，《不准给鬼魂穿上科学的外衣》，《文汇报》——钱维华。

1981年10月31日，《‘人体特异功能’纵横谈》，《中国青年报》——袁一志。1981年11月10日，《这是在宣传什么？》《文汇报》——孙文质。

1981年11月24日，《破除迷信，警惕伪科学》，《中国青年报》——赵之。

1981年11月30日，《从占卦棒到‘人体感应探泉’》，《文汇报》——程伟礼。1981年12月5日，《汉武帝与特异功能》，《中国青年报》——明道。

1981年12月5日，《宗教宣传怎么到科普杂志上来了？》，《中国青年报》。 

1981年12月7日，《尤里·盖勒出了风头之后》，《文汇报》——张利华。

1981年12月19日，《在玻璃瓶子面前——‘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目击记》，《中国青年报》——邓伟志。

1981年12月19日，《要唯物地研究人体科学》，《文汇报》——邓伟志。

1982年1月30日，《鬼魂附体的‘科学’》，《中国青年报》——滨生。 

1981年9月9日至21日，“中华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暨首届学术交流会”在河北保定召开。这个中华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就是1979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更名后的气功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气功师、气功科研工作者和有关单位代表120余人参加会议。吕炳奎出任理事长，冯理达、陆祖荫、林中鹏、高鹤亭、欧德士任常务理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气功研究会章程》，大会宣读44篇论文。

1981年9月15日，国家科委副主任△△△给中国科协领导写了一封信。敦促中国科协，应该严肃地研究一下“耳朵认字”问题，并提出为了彻底揭露“耳朵认字”只不过是魔术，不妨由中国科协出面，邀请有关专家参加，拟定一个严格的科学实验方案，保证实验的科学性。

1981年9月，在长沙召开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作了《对待人工智能和人体特异功能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的讲演。他指出，“‘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一门伪科学，不但不应该支持，而且要坚持反对。”

1981年10月4日、10月28日，△△△针对云南省科协领导下的《奥秘》画报，1981年第4期上，对迷信进行公开宣传，两次写信给中国科协领导，指出“鬼魂”宣传不是孤立的，它是两年多“耳朵认字”这类“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产物。 1981年10月5日，针对△△△连续发表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写信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批评△△△，“把‘人体特异功能’扣上迷信、骗术、反科学的帽子是主观的、不科学的，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在信的最后还指出，“现在苏美正在制造假象，尽量使人不相信，目的是保密。而国内主观唯心论者，正在反对。△△△这样武断，要闹笑话了，要上当了。”

 1981年10月9日至10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召开了“尊重科学，弄清真相”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座谈会。会上，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发起建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这个联络组，由△△△倡导，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钟林三位同志负责。开始只有邓伟志等一、二个同志在△△△办公室负责搜集情况，编辑资料。后来把办公机构设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其任务就是调查研究、组织测试、出版刊物。办公室的工作就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部申振钰负责。“联络组”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四川医学院对于“特异功能”儿童测试所作的10多个小时跟踪录相带，编辑成了50分钟的简略版，送中央领导了解“耳朵认字”真象。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说，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组织，并分别有两位头面人物，即当时被人们称为的“大科学家”和“大学问家”的支持，并有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内部刊物。即当时人们常说的“两个组织、两个刊物、两面旗帜”。

1981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写信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澄清社会上对该研究所所长潘菽教授，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看法的歪曲报道，指出，潘菽不相信“耳朵认字”。

1982年3月14日，潘菽写信给△△△同志，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大肆宣传已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搞得到处都是乌烟瘴气。你出来加以批判抵制，我完全拥护”。

1981年10月，由美藉华人马淑英牵线，由美国超心理学家克里普纳·吐兹、普索夫和塞斯布鲁克学院学生组成的旅行团，来中国考察“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他们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观看了十几名特异功能儿童表演。其结果，是相当令人失望的。《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