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0日，中国科协“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第三次研讨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倡导科学文明，打击巫医巫术”。会议由中国科技“两科联盟”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主持，有关的医学、心理学、宗教学、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有关部委领导及新闻单位100多人参加会议。反映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求净化社会精神生活环境的共同呼声。

1997年2月26日，人体科学9人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李杰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关于特异功能、气功外气存在性检验，目前还缺乏铁证，不能被科学界公认。针对作假问题，他说一百次失败都允许，但是一次作弊、变魔术也不行。这是在“气功热潮”降温后，来自“官方”的声音。

 1997年3月26日，香港《信报》发表署名张立的文章《正邪之分》。指出，“法轮功”是邪教，李洪志是邪教教主。“法轮功”借用虚无缥缈的词，实际上是谤佛谤法谤僧，传播魔说；李洪志自称如来现世，传人类有史以来未见的“宇宙大法”。这些“无限夸大”的功能与效力，无限夸大教主的潜力和权威，正是邪教的特点。可见，这时“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已经暴露。

 1997年3月，由张彤玲、徐鸿涛等著《走火入魔面面观——气功出偏》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北京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张彤玲教授从事精神医学实践二十余年，治疗因练气功出偏造成精神障碍100多例病案总结出来的，由实践到理论分析的一本反对伪气功的著作。这是继她1991年7月出版的《气功的误区》后的第二本著作。这本书不仅增加了很多案例和释疑，而且还有理论分析及“练功出偏的防治与预后分析”。对于练气功者以及已发生出偏现象的病人，都有很大的启示和教益。

1997年4月30日，一贯以宣传伪气功为宗旨的《国际气功报》，被国家新闻出版署依据新出报[1997]163号文件撤消登记，取缔了该报。

1997年5月19日，在被媒体吹出来的“神医”成名后，为“神医”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省有关部门反映要求重审胡万林案件的呼声甚嚣尘上，更有“上层”人物关注“神医”境遇，于是一个“证据不足”宣告胡万林无罪的声音，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出，并很快不胫而走。然而事实上，直到胡万林再次锒铛入狱，很多记者和公安机关对胡事件的调查中，没有任何部门能够出示胡万林无罪释放的手续。未服满刑期，又未得到赦免的胡万林，却被郭周礼和他的助手《国际气功报》副社长、副主编刘权寿，“引渡”出新疆劳教农场。从此胡万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他在新疆的劳改生涯。郭周礼、刘权寿为什么有这么大本领能“救出”一个杀人犯，这其中的奥妙，在此是很难说清楚的。不过有一条是清楚的，郭周礼救胡万林是为他的“气功事业”。刘权寿救胡万林也有其历史，早在1995年12月20日，刘权寿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从1995年始，他曾5次赴新疆采访胡万林。写出多篇吹捧胡万林的文章。例如，《这不是神话——记我认识的胡万林》，《生命卫士——记心诚大师胡万林》，刊登在《国际气功报》上，1997年第7期《气功与体育》杂志，又刊出他写的《人民的回报——223团中医院患者欢庆胡万林无罪释放活动纪实》。不管怎么说，“胡万林现象”的确体现了“气功大潮”在中国的威力。用一个“神功异能”的桂冠就可以保释出一个杀人犯。

1997年6月3日，中国科协“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第四次研讨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这次会的主题是“周易与算命占卜”。

1997年7月5日，刘权寿陪同“神医”胡万林进北京，会见了“气功作家”柯云路。这时的柯云路早已把他的双脚踏人了神灵世界。胡万林更是他仰慕已久的“大师”。两人真乃“相见恨晚”。从此，柯云路开始构筑“当代华佗”。胡万林与柯云路的结合，形成了中国造神运动的又一高峰。

 1997年7月23日，又由郭周礼策划由陕西大秦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在陕西省长安县滦镇，为刚从新疆释放的胡万林创办了一所非法医院——“终南山医院”，并为请到“胡大师”喝采，专门出了一张小报《终南山医院通讯》。并由“中国气功出版贸易有限公司”为胡万林出版了“世界气功大全丛书”《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接着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尹维祖任主编的《陕西日报》也为胡万林从医的终南山医院大喝赞歌，进行独家报道。随之，《深圳风采周刊》出了胡万林的专刊。自此，长安兴妖风，南北作恶浪，舆论骗社会，祸国民遭殃。一股“胡万林妖风”骤然兴起。

1997年7月，李力研著《超级谎言》，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是李力研针对柯云路的荒谬邪说《新疾病学》、《中国气功九大技术》所写的评论作品。

1997年8月7日至10日，在英国举行了国际超心理学联合会第40届年会。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何宏博士应邀参加了大会，何宏博士用了30分钟作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报告。何宏认为，对比西方超心理学研究（ESP和PK被中国人称之为“特异功能”的研究）中国人体科学的研究还缺乏严肃、客观的科学态度。

1997年8月至11月，由山西省主管卫生、文化工作的副省长的侄子王建彬在太原晋祠第二工人疗养院为胡万林成立了“万林医院”。胡万林又在这里胡作非为。

1997年10月，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末逆流丛书”。此丛书共8本，即《世纪末逆流》、《两大迷梦》、《科学怪影》、《超常之谜》、《玄机揭秘》、《道破天机》、《算命透视》、《魔术与神功》。此书系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1999年获第九届上海中小学优秀课外读物二等奖，并于1999年8月第2次印刷。

1997年10月，中国科协“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第五次研讨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气功与健康养生”。

 1997年11月27日，胡万林又返回陕西长安县“终南山医院”。这时“终南山医院”已由长安县的滦镇迁到长安县的太乙宫镇。继续干他图财害命的勾当。

1997年11月18日至19日，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第四次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图书馆会议大厅隆重召开。有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等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士约200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最值得书写的是两个内容：一是在大会主席台就坐的除了各界的领导和兄弟学会的代表，还有两位不断被揭露作假作伪倍受争议的“超级气功大师”、“中国超人”严新和张宝胜也坐在主席台的显要位置上。这意味着随着1995年以后，气功的降温，“神化气功”的宣传有所收敛。但是作为伪人体科学（于光远语）核心内容的伪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这两根立柱是不能垮的。严新和张宝胜是这两根立柱的代表人物。第二个内容是¨¨¨的秘书涂元季向大会宣读贺词时，介绍了¨¨¨在10月26日写给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一封信里提出的“人体科学要把饮食和营养包括进去”。至此人体科学从它的出台经历了包括“特异功能”；到“特异功能”、“气功”、“中医”；到“特异功能”、“气功”、“中医”、“体育和武术”；到“特异功能”、“气功”、“中医”、“体育和武术”、“饮食和营养学”；最后到“特异功能”、“气功”、“中医”、“体育和武术”、“饮食和营养学”、西医学、生物学等等许多学科的一个大的科学技术门类。如此演绎下去“人体科学”这样一个“大的科学技术部门”将可能成为凌驾于“科学”与“技术”之上的“母学科”（“母科学”）。学会理事长陈信在作总结报告时，仍然重复着以往会议的老调：“坚持实践检验标准”、“严格按着科学准则进行科学实验”、“坚持不懈地进行人体科学研究，提高水平，跟上时代步伐”、“团结广大人体科学工作者、功能人和支持人体科学的人们”。照惯例，“特异人”张宝胜于19日上午给与会代表作“弯刀叉”，“抖药片”之类的老套表演。代表宣读论文后，另一个“特异人”冯银栓又作了“空中抓药”的表演。经过二十多年“人体科学”的发展，一个学术的交流会，仍然把这些“表演”当成“科学事实”来宣传，那么以这些“表演”为“事实“科学实验”又会是一些什么“内容”和“水平”就可想而知。这次会议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从当选的108名理事中，产生了38名常务理事。¨¨¨继续担任名誉理事长。因健康的原因，陈信辞去了理事长职务，改选为名誉副理事长。新的理事会选举了原黑龙大学校长徐兰许为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为孙金镖、朱润龙、林书煌。另有八位副理事长。秘书长为宋孔智。

1997年12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沈昌一案，维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年1月27日对沈昌作出的，苏州市技术监督局、税务局、工商局对沈昌偷税、漏税行为处罚的决定，对沈昌罚款650万元。沈昌对于这样的处罚，不仅毫无愧色和收敛，相反变本加厉地扩张他的野心，扩大他的“气功产业”，疯狂地推销他的歪理邪说——“沈昌科技”。他的弟子为他编写的《人体、宇宙、沈昌现象》、《二十一世纪的曙光——沈昌人体科技》、《沈昌人体科技的理论与实践》，大肆宣传封建迷信，疯狂“造神”，狂热的包装沈昌的“气功产业”。这样的恶势力不除，人们无法安宁，社会无法安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2001年9月18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以偷税漏税，非法经营一审判决沈昌有期徒刑12年，罚款894.6万元。又一颗“气功新星”殒落了。

1997年12月，柯云路又抛出一部“气功大作”《发现黄帝内经》（上部分为《发现当代华佗》），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可谓是中国造神运动的顶峰之作。这大概就是被柯云路称之为的“生前轰动，死后永恒”的著作。但也就是这部集一切伪气功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气功大作”却留下了“历史的笑柄”、“永恒的笑料”（李力研说）。

1998年1月23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反伪斗士，西安“司马南”李国华(化名姜古迪)一篇《胡万林是神不是人？》的文章，拉开了揭露“胡万林妖风”的序幂。

1998年2月10日至16日，陕西《三秦都市报》，以《是旷世神医还是当代华佗——胡万林大追踪》为题，连续报道了“神骗”胡万林治病手段。

1998年2月11日至17日，陕西《华商报》，以《太乙宫神治百病‘大师’之谜》为题，对胡万林非法行医及其骗术进行连续揭露。

1998年2月27日，陕西《各界》导报刊登长篇报道《胡万林是华佗再世吗》系统揭发了胡万林治病骗术。

1998年2月24日，司马南奔赴胡万林所在地终南山医院，想见见这位柯云路笔下的“当代华佗”。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是想验证一下柯云路这个人究竟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司马南和柯云路是老相识了，1995年7月21日柯云路在他创办的自任院长的“中国生命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为他的所谓生命科学文化丛书——《新疾病学》、《走出心灵的地狱》、《气功修炼的奥秘和误区》作广告，推销他的“新作”和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等，司马南闯进会场，向正在侃侃而谈的柯云路发问道：“柯云路老师，前几天的《深圳特区报》报道，在你们组织的‘健康万里行’的表演中，一位大师声称要用意念把司马南满嘴的牙都拔下来，我今天是特地来讨教的”。“这位大师”，“如果能把我的牙全拔掉，我立即俯首称臣”。柯云路便悄悄溜出去了。司马南搅合了柯云路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司马南和柯云路斗法的第一回合。自然在“柯大师”又抛出此著《发现黄帝内经》时，这个生性不安份、不服输的司马南，也一定要亲眼看一看“柯大师”所造出来的神迹。于是司马南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相约，西安见。不料，司马南竟然遭到胡万林指使手下暴徒的一顿毒打。在中国大地发生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后两年的“西安事件”。2月27日凌晨，在西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亲自布置指挥下，西安警方联合行动，出动600余警力，100多警车直捣终南山，但未抓到胡万林。胡却在公安局行动前畏罪潜逃了。奇怪的是，就在“西安事件”发生之后，当地和外地媒体拟报道该“事件”时，西安各报记者却接到某个部门的“重要指示”，任何人不许对此事进行报道，也不许向外地媒体提供消息，否则严肃处理。舆论顿时哗然。但《北京青年报》却在2月28日，对“西安事件”作了整版的报道。世间就是有那种不信邪的人和事。

1998年3月6日，西安作者姜古仁、江平所写的《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又在《南方周末》发表。这是《胡万林是神不是人?》文章的姊妹篇。《南方周末》不畏险阻，勇揭“伪气功大师”老底，不愧为改革开放先锋的广州，用改革精神办报的《南方周末》。

1998年3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揭开民间邪教‘法轮功’的真面目》。文章指出，“法轮功”既非气功，也非佛法，而是“一种颇具宗教性的新型的民间邪教”。

1998年3月27日，由中国科协“两盟委员会”召开第六次论坛。讨论柯云路著《发现黄帝内经》的反科学本质。中西医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1998年3月，由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司马南、李力研合著的《太乙宫黑幕》，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西安事件”为契机，以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所宣扬的邪说为靶子，系统揭露“胡万林妖风”兴风作浪的起因背景，影响、危害的力作。比起柯云路70万字的《发现黄帝内经》，这本书虽然只有40万字，但读起来妙趣横生，有理有据。比起读柯云路“要为‘迷信’平反”、“要刷新人类思维”、“要刷新人类的知识”、“要引起哲学、心理学和物理学超越”等用“狂言滥语”构筑起的邪说，真是不知要轻松多少倍。

1998年3—4月，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第3、4两期以大篇幅发表了该杂志编辑部主任陈星桥居士的文章：《法轮功——一种具有民间宗教特点的附佛外道》，指出“法轮功”是一种新型的现代迷信和附佛外道，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法轮功”就是邪教。这篇文章在宗教界、理论界影响很大。

1998年4月1日、4月7日、4月8日，山东《齐鲁晚报》刊出三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要旗帜鲜明地宣传科学》、《‘法轮大师’聚财有道》。这是《齐鲁晚报》根据读者和“法轮功”家属投诉，揭露“法轮功”罪行的事实材料而写成的。这种揭伪打假的正义行为，遭到了被李洪志组织起来的信众的围攻。

1998年4月8日，中国科协“两科联盟”和中国法学会共同主办以“科学与法律”为主题的第七次论坛。由“两盟委员会”主任龚育之和中国法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孙琬钟共同主持。来自科技界、法律界、新闻界专家、学者及科技案件部分当事人共100多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士认为，科学与法律作为维系现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本质是相通的；科学追求真理，法律维护正义，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近年来，涉及科技的案件上升，而不分科学真伪，令人称憾的案件频频出现。甚至出现批伪打假的，揭露骗局，捍卫科学尊严，掌握科学真理一方败诉的反常现象。与会的科技和法律专家认为，这主要是作伪者滥用诉讼权，钻法律的空子；个别执法者不重视科学家的意见，执法时出现偏颇；科技队伍中的少数人，受利益驱动，自觉不自觉地支持了伪科学；一些新闻媒体推波助澜，甚至还有某些领导出面说情、定调、干预法律实施的行为。与会法律专家认为，近年来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在保护科技进步、维护科学尊严、打击伪科学犯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法和司法上都取得了进展。但在某些方面还显得较为滞后，现行法律还不够完善，给伪科学滋生蔓延留下了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会议一致认为，不断完善立法，用法律保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设立科技法庭，建立科技陪审团制度；加强新闻媒体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克服有新闻和“猎奇”心理因素造成的欺骗宣传，揭伪打假文章不能被传播的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作到法律的公正，科学真理的弘扬。

1998年5月4日，《健康文摘报》，根据《齐鲁晚报》《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的文章，编发了《违法坑人‘法轮功’》，6月10日，开始遭400余名“法轮功”练习者连续三天的围攻。报社态度强硬，拒不道歉。“法轮功”信徒也就偃旗息鼓了。

1998年5月11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的关于《黄帝内经》的专家座谈会上。司马南当众宣布出资100万元人民币悬赏特异功能。5月18日《中国科学报》、《新民晚报》等报纸作了报道。

1998年5月25日，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出“上岗证能否扫净假气功”的节目。何祚庥院士讲了他的一个博士生因练“法轮功”导致精神病的事实，惹恼了李洪志。李指使“法轮大会研究会”副会长李昌到北京电视台讨说法。并在李洪志的亲自授意下，从5月27日至6月4日，“法轮功”信徒围攻北京电视台达8天之久。台里为了社会的安定，妥协为他们播了一条“正面”消息，然后将作此节目的电视台记者李波除名，成为了流浪者。围攻北京电视台的胜利，被李洪志看成是护法成功的范例。并照此在以后的围攻中愈演愈烈，发展到1999年“4·25事件”。

1998年6月1日、6月3日，由于《齐鲁晚报》于4月份发表了批判“法轮功”的文章，经过4、5两个月“法轮功”骨干分子对报社屡次威胁、恐吓、施加压力，要求公开道歉，发表吹捧李洪志的文章等的要求，未被报社接受。6月1日，约1000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齐鲁晚报》，要求报纸登报更正、公开向李大师道歉。报社基于稳定广大练功者的考虑，答应登一则“说明”。但他们要求登一份由他们起草的向李洪志道歉的文章，并扬言一个字不能改。经省委宣传部、《大众日报》与《齐鲁晚报》领导的研究认为，不能登他们起草的所谓“更正”。6月2日，按原定意见在《齐鲁晚报》上登出了“说明”。“法轮功”骨干一看没有刊登他们的“更正”。6月3日一大早又聚集了近2000人来围攻《齐鲁晚报》。一批公安干警被调来维持秩序。最后，由公安局出面向“法轮功”练习者阐明，这种围攻和冲击新闻单位，又未经办理任何手续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是一次带有政治性质有组织，有预谋的非法集会”。信徒们一看目的达不到，便找一个借口悻悻离去。

1998年6月5日，新闻出版署同意广东新闻出版署对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李洪志《法轮佛法》进行查禁处理。

1998年6月15日，在“西安事件”逃逸的胡万林不仅没人追踪而且还活动于西安、深圳、北京，在北京有《中国气功科学》杂志社社长管谦以及柯云路夫妇的保护，并积极策划下一步行动。他们曾经组织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国防科工委技术协作中心、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专业委员会等单位组成的医学考察组对胡万林的所谓“运动疗法”进行考察，不料这个事情还没进行，胡万林又神秘的失踪了。之后，又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由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任名誉院长的河南省商丘市卫达医院，正好商丘市卫生局有一位副局长赵文立又调到了北京，于是经过一番运作胡万林于1998年6月15日，又被请到了河南商丘，在商丘受到当地卫生局、公安局、派出所及6个医院的领导、防疫站及银行等10几个单位的隆重欢迎。20号就在商丘的卫达医院开始正式坐诊行医。

 1998年6月，《真理的追求》杂志第6期，发表了何祚庥院士的理论文章《经验不等于实践》，批评了“特异功能”、“伪气功”的庸俗的“经验论”哲学。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1．实践高于理论，但是理论高于经验；2．经验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3．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不会被新的实践所推翻；4．信仰特异功能的“眼见为实”只是主观经验不是实践。

1998年7月23日至26日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世界怀疑论大会。中国学者林自新、申振钰、孙倩参加了这次大会。美国CSICOP（对于宣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组织主席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作了一个《新怀疑论运动》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怀疑论组织的任务，就是要面对各种超自然主张：无论是来自于宗教的还是非宗教，无论是“通灵人”（特异功能者），还是“未来的预言家”，都对将要到来的21世纪充满着神秘和恐怖。甚至预言2000—2001年人类面临的大规模迁徙，一些人对于自杀的憧憬，对UFO（地外文明）的追逐，对天堂之门的响往，对新宗教的崇拜……总之，人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一些恐惧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但是我们要去解决它，就必须用理性的力量，自由探索的精神，并面对这些现象作调查研究，并给予揭露和批判。他说怀疑论的关键不仅在于怀疑，更重要的是探索，怀疑只是探索中的一个元素，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超自然的神秘现象，不在于相信不相信它的结果，而在于它的事实、理论和方法。但他也指出，不管超自然信仰遭到怎样的揭露和批评，它仍然顽强的存在着，这就是所谓的“沉不下去的橡皮鸭”现象。所以只要人类的轻信存在，怀疑论的质疑就会存在下去，这就是新怀疑论运动在广大社会中，所肩负的积极的富有前瞻性的重要历史使命。库尔茨的观点，对中国怀疑论者的工作是有很大启发的。

 1998年8月16日，新闻出版署决定，对华龄出版社出版的繁体竖排16开精装本李洪志《转法轮》予以收缴查处。

1998年9月，署名王昌盛（刘华杰）著《虚妄的智慧》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华杰自90年代初，就把自己的批判锋芒直指伪科学，他批判“宇宙论”，批判“沈昌的意念调控论”，揭露“国气联大骗局”，柯云路的歪理邪说，并揭示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在伪科学面前的软弱和妥协。《虚妄的智慧》就是这些工作的集中反映。在何祚庥院士主编的《伪科学曝光》和《伪科学再曝光》两部书中，刘华杰作了大量工作。由于他反对伪科学方面所作的工作和贡献，他于2000年获得了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

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报道，曾对“特异功能”悬赏1万美元的美国魔术师詹姆斯·兰迪再次挑战“通灵人”，并将赏金提高到100万美元。

1998年9月下旬，司马南应邀在湖南卫视、湖南经济电视台作揭露“特异功能”的节目，向湖南人民揭示所谓“特异功能”的秘密。

1998年9月26日，胡万林在商丘卫达医院试营业了三个月后，于这一天正式开业，为了蛊惑人心，开业的消息于6月23日就通过媒体传播出去了。开业的那一天，不仅有来自北京和河南的要员参加开幕式，还有来自上海、大连、天津等地的求医者纷纷前往卫达医院。而更具戏剧性的是河南省漯河市市长刘法民，劳累过度，患病高烧17天不退，8月份，在省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催促下进京检查，当时被确诊为患有肝硬化，怀疑肝癌（未扩散）。但刘法民考虑到繁重的工作，拒绝了在北京住院的要求，返回漯河。恰在这时，有人向刘市长介绍，商丘有位“神医”专治疑难杂症，并把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和吹捧“神医”胡万林的部分杂志给刘市长看。一心只想着工作的刘市长想这样省时而快捷的医疗办法可以一试，在家人的陪同下，刘市长于9月20日以私人身份到卫达医院看病，住商丘市某宾馆一号楼的三层。从9月20日至9月27日刘市长去世，只7天的时间。据商丘市中心医院诊断，刘市长由于服了胡万林用芒硝配制的“神药”，上吐下泻，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引起病人的肝昏迷，肝衰竭，肝脑中毒。一位被漯河人民称赞的好市长55岁的刘法民，就这样死在了胡万林魔医手中。而这个日子，正是胡万林大张旗鼓庆贺他在卫达医院正式开张的第二天。漯河市人民在纪念他们的好市长刘法民的活动中，深深地怨恨着这个“魔鬼”胡万林。之后，10月初胡又治死了商丘优秀高级教师何素云（到此时，在陕西终南山医院，山西万林医院和卫达医院由胡万林治病致死的人数已达204人）。在卫达医院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就使两位“名人”死去，这个震惊河南，震动全国的事情，引起了死难家属，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极大愤怒。人们在卫达医院门前挂上“草包医院庸医无能草营人命天理难容”的大标语，为死者开追悼会。全国声讨胡万林罪行的活动，由传媒纷纷暴出。这个被称之为胡万林的“商丘事件”，宣告了胡万林神迹的末日。

1998年10月16日，中国科协“两科联盟”牵头，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了“声讨非法行医的胡万林”的新闻发布会。来自河南商丘死者何素云家属、睢阳区崔桂云家属、新闻界、科技界等几十家单位共同声讨了胡万林非法行医致死人命的罪行。会上受害者家属和知情人控诉和提供的胡万林罪行、罪证，令人震惊和触目惊心。会后30多家新闻单位派出记者前往商丘进行暗访和追踪“商丘事件”。50多家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报道和转载。

1998年11月15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在北京会见了何祚庥和司马南，又一次明确地表示：不相信特异功能。他说：“科学不特异，特异非科学”。

1998年10月17日，胡万林在商丘“漏气”之后，知道形势不好。就在何素云死亡的10月1日晚上，即在医院失踪。据胡万林的朋友和学生阿迪（管谦的儿子管海英）在因特网上披露：胡万林10月2日晚10时许乘车撤离商丘，后辗转来到北京。后得知商丘方面还无动静；10月9日由管谦和柯云路夫人罗雪珂陪同返回商丘。这期间商丘市公安局曾拘传过胡万林，并对胡万林已采取了监控措施。但胡万林还是于10月17日又一次神秘地失踪了。实际上，胡万林又逃到了北京（看来北京是他的大本营，有他的保护伞）。

1998年12月9日，在北京避风的胡万林被邀请到上海参加一个全国性气功会议。为了保证胡万林在上海期间的安全，他派了几个弟子先期到上海进行准备。虽经过周密的安排，但有警觉性的上海人，在得知了12月7日《文汇报》一篇大字报道的消息《胡万林又逃走了》，就积极行动起来。文中还明确指出：“被人称为神医的胡万林因治死了8人，被河南警方宣布“监视居住”，却不料一个星期之后，胡万林便又一次的神秘失踪，河南商丘警方正在加紧缉捕”云云，知道这一消息的人，自然对一些行动诡秘的人会给予注意。恰巧胡万林弟子为他选的这家招待所里，就有这样一些敏锐的上海人，胡万林中午在上海下飞机，在他的弟子陪同下，吃过午饭，下午两点钟住进了这家招待所四楼包下来的三个房间中的426号。就在这时，招待所的杜所长已将胡万林的情况，报告了徐汇区公安局湖南路警署，下午4点钟已完成对胡万林住处的监控。到了晚上8点钟，徐汇区公安局已完成了向商丘市公安局索取胡万林“监视居住”和请上海警方配合拘捕胡万林的有关文件。胡万林就是在这样迅速而准确工作的湖南路警署公安干警面前束手就擒。

1998年12月9日商丘公安局办案人员赶到，当天将胡万林带回商丘关押。2000年9月30日，河南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胡万林以非法行医致多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99年1月，《三思评论》第一卷发表了《特异功能”和“超自然现象》5人谈。这5个人，是由信仰者、怀疑论者组成的，他们的看法有许多方面是大相径庭，也有些方面，是可以取得共识的。这是国内第一次在期刊上，将持两种不同意见学者的观点发表在同一篇文章里。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对“特异功能”的观点是：第一，它违反现在一般的科学常识；第二，它违反经过多少年建立起来的科学规律。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认为，“特异功能”和宗教不是一类东西，“特异功能”与邪教和反动会道门一脉相承，科学家不应被那些在其研究范围之外的东西所迷惑；非科学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目的，“我有责任反对它”。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申振钰认为：科学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和原则是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科学是客观的，无论是信仰者还是不信仰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易成说，“我是在看了王强、王斌表演后‘上钩’的”，“在看了一个甘肃孩子的表演后，就几乎深信不疑了”。他说，他做了很多“意念致动”、“穿壁”的实验，并认为这些实验不是不能重复，只是因为“功能人”年纪大了或做“疲”了，因此很难重复。在做不出来时，他们就会作弊。航天工程医学研究所何宏博士的谈话，最令人深思。他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做物理学博士后。他是一直坚持练气功的，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有独到见解的。他回国初衷是想找到确凿的特异功能现象，以便用前沿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但几年的功夫过去了，他所经历的“特异功能”实践令他很失望。他撰文认为：“迄今为止，气功、特异功能研究总是在个别人所在的研究组获得惊人的成果，外人重复不出来”。“他们既不屑于做给别人看，却又连续不断地报道新项目、新发现，满足于自己验证自己的发展。”（引自《气功与科学》1999年第1期）。

 1999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何祚庥、王夔、冼鼎昌及30位科技界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了三个有关胡万林的提案。即：“关于依法严惩非法行医谋财害命的逃犯胡万林提案”、“关于严惩胡万林‘医托’的提案”、“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处新疆和静县223团劳改队违法活动”的提案。

1999年4月11日，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了何祚庥院士署名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文章中两处批评了“法轮功”，一处提到了李洪志的名字。没想到就是这样一篇揭露伪科学对青少年毒害的科普文章，竟然招来一场轩然大波。4月15日，“法轮功”天津总站就决定，就此事向天津师范大学进行交涉。这个想法得到了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主要负责人王治文的支持，并指示，采取组织“法轮功”练习者聚集施压的手段迫使该校屈服。无理要求该杂志编辑部收回已发出的所有刊物，销毁还没有发出的刊物；在该刊上公开发表向李洪志和“法轮功”赔礼道歉的声明。从4月19日开始至24日连续5天围攻天津师范大学。王治文乘机鼓动，并组织6、7个省市的“法轮功”练习者一起围攻，并指示，对于情绪激昂的“法轮功”练习者别拦着，谁愿意去谁就去。围攻的“法轮功”练习者，从开始的2、3千人到4月23日已达6300多人。当天津市公安部门采取措施制止了这次非法聚集活动后，王治文不甘心，进一步为天津总站负责人打气说：“怕什么，这不正是考验吗？”还派人去天津当场策划指挥。于是天津总站随即又组织了2、3千人围攻天津市委、市政府。

1999年4月20日，中国科协宣传部、《科技日报》科技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研讨会”。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张玉台，中国科协书纪处书记常志海，中科院院士张维、邹承鲁、杨乐、何祚庥、郝柏林，著名学者于光远、邢贲思、汝信、任继愈、吴明瑜、单天伦以及科技界、社科界有关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会议。研讨会由中国科协“两科联盟”主任龚育之和《科技日报》社社长焦洪波共同主持。与会者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今天，中国正面临着迈向新世纪的挑战，纪念五四运动，应该特别注重弘扬科学精神的当代意义。周光召在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唤醒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也唤醒了民众。今天，发扬五四传统，倡导科学精神，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会代表结合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伪科学、伪气功现象，特别强调了在当今坚持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它甚至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于光远在会上以题为《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为题，作了一个极为中肯的发言。他说，20多年来在我们中国有一股反科学反社会的势力，他们的势头颇盛，他们的活动在全国泛滥成灾，十分猖獗。这是一个十分可悲、可忧，极为严重的现象。这股势力已经发展到街头显示力量，他们的反动政治色彩、反社会的色彩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国家机器对这种邪恶势力一定要严肃对待，对那些为首作恶的分子决不应软弱无力，不能姑息养奸……。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的发言都表达了这种忧虑，何祚庥、郭正谊、杜继文等在发言中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伪科学、伪气功对社会的危害。段启明同志就“法轮功”问题作了一个简短发言。研讨会形成一个共同的声音：发扬五四传统，一定要弘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精神、捍卫科学精神。

1999年4月22日，李洪志秘密从美国潜回策划更大的阴谋。李洪志以为，一个个围攻政府机关，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得逞后，实施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施压达到他政治野心的时机已经到了。所以从4月22日潜回到4月24日匆匆离开大陆去香港坐镇。仅44个小时，就把一个一万多人围攻中南海的“4·25”事件搞定。

1999年4月25日，经李洪志精心策划的“4·25”事件终于发生了。李洪志4月22日回到北京和“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骨干李昌、纪烈武、姚洁、叶浩、刘志春等共召开四次密谋会议。4月25日凌晨3点多钟，来自河北、山东、辽宁、天津、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开始向北京聚集。早晨7点多钟，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一带已形成了静坐的场面，上午在中南海西门、北门北海公园府右街已布满了“法轮功”练习者一万多人。当日早上，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的“法轮功”练习者的代表，明确指出：“法轮功”练习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非法的，应立即撤离。当信访人员问及“法轮功”代表，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时，进去的两拨人都说不清楚。于是信访局的同志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进去谈，经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商量，并请示了在香港坐镇指挥的李洪志，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王治文、郝嘉凤、周德承、刘树人等5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对话”。这5个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纠缠长达8、9个小时。在“对话”中，他们向中央提出三个无理要求：（一）释放在天津被捕的“法轮功”闹事者；（二）《青少年科技博览》和何祚庥公开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攻击”“法轮功”；（三）宣布“法轮功”合法。实际上还有一个第四条，在当时没敢提出来（怕暴露李洪志的野心），直到5月份，“法轮功”信徒在北京香山为李洪志祝寿时，由李洪志信徒嘴里说出来：李洪志要进全国政协！围攻中南海的“法轮功”练习者，从凌晨3点多钟陆续聚集，到这时天色已晚，但在未得到李洪志的指示前，一直仍没有散去的迹象。当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聚集者离开时，纪烈武立即请示李洪志。李洪志问：去中南海谈判的代表出来没有，纪烈武说还没有。李洪志指示不能撤。直到傍晚9时许李昌、王治文等5人出来后，并向李洪志报告：第二天还要接着谈的信息，纪烈武才发出了“撤离”的命令。李洪志一手策划、指挥的“4·25”非法聚集围攻中南海的事件，就这样宣告收场。

在此之前4月14日，中国无神论学会也组织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专题讨论会。会上，段启明同志就“法轮功”问题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介绍了“法轮功”的主要邪说，组织体系和社会危害，提出了对策建议。讨论中，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任继愈、副理事长何祚庥提出“法轮功”的问题，值得重视，是不是大家好好研究一下，把问题搞得清楚一点，写个材料给中央有关领导。于是任继愈先生推荐段启明同志先写个草稿。段启明同志是国家宗教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当他看到了“法轮功”到处围攻政府和新闻单位以及何祚庥院士在1998年12月4日，给全国宗教局长培训班所作的“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专题报告中，揭露的“法轮功”恶行及看了何院士送来的有关材料。有着高度政治敏感和党员责任感的段启明，于4月5日、4月11日，两次给局领导打报告，希望局领导安排一次“论坛”，由他介绍“法轮功”的情况。段启明在报告中说：“……研究这个问题是要冒点风险的。但是当我一接触这个问题，我就难以放下，如果听任这种妖言邪说流传，就失去了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和精力看了李洪志8、9本书，一些群众的来信，整理了“浅析李洪志的‘法轮佛法’的材料……。”“处理这一问题虽不属于我局职权范围，但中央要研究这一问题，必然要听取意见，及早有人研究有好处”。段启明同志于1999年4月18日完成了初稿。后又经过任继愈、杜继文的建议，经修改及经有关人员的讨论，于1999年4月24日定稿。4月25日，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关于建议尽快查处李洪志“法轮佛法”组织》的信（一式7份），于当天下午4时许由段启明同志送至中南海北门收发室。信的全文只有500多字（附了一个5000字的《李洪志“法轮佛法”组织的社会危害》的附件），但内容相当精练。在扼要列举了李洪志的“法轮佛法”组织的行为和危害后，提出了结论性的意见：“法轮佛法”组织不是气功团体，不是宗教组织，它含有海外邪教组织主要特征，李洪志妄图做全世界至高无上的新的教主。故我们建议：尽快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对李洪志的犯罪事实，坚决予以查禁并明令取缔。

1999年4月，文放著《黑幕中的胡万林》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一个记者调查记录”的写实手法，真实地记录了胡万林从山野之民——杀人罪犯——劳改行医——“引渡”出狱——媒体包装——“神医”、神骗——黑幕深深，再次犯罪的历史事实。“胡万林现象”给我们的启迪：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象胡万林这样治死一、二百条人命的骗子，居然能得到层层的保护，舆论和媒体的频频宣传，无耻文人的疯狂吹捧，实乃文明国家的一大耻辱。难怪作者文放说，“胡万林背后有一张大网，胡万林也只是网上的一个棋子”——这句话适合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兴起的一切伪科学、伪气功掀起的妖风。

199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任继愈先生的文章《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谈科学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意义》。任继愈先生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脚步声中所出现的不和谐音符——鬼神迷信的沉渣泛起，从实践和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新的鬼神信仰的主要表现”、“新有神论的理论武装”，以及“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继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在科教兴国的大战略中，脱愚和脱贫具有同样的战略地位。

1999年6月，“4.25”事件后，李洪志丝毫没有收敛他的行为，继续在全国各地组织非法活动。出于主持正义、铲除邪恶的良知，武汉电视台一位记者，开始调查“法轮功”的内幕，揭露李洪志欺世盗名的、愚弄群众的丑恶嘴脸。他深入到武汉的“法轮功”组织内部进行调查，北上长春、山东等地对李洪志的部分亲属、邻居，原来与李洪志一起传播“法轮功”的合作者以及部分“法轮功”练习者进行了调查和探访。搜集了大量有关李洪志的言论、音像、图片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了一部完整、内容真实、证据确凿的电视片，交中央电视台，拟在《科技之光》栏目中播出。当李洪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指挥北京和武汉等地的“法轮功”组织负责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电视片播出”。于是，“法轮功”骨干，再一次制定计划，围攻中央电视台，向媒体和政府施压，阻止揭露李洪志嘴脸的电视片播出。

1999年7月的一天，“法轮功”骨干分子经过精心策划，并施展了威胁、恐吓之能事，称电视台如播出，将挑起和激化社会矛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亿万‘法轮功’练习者绝不能答应和坐而视之的”。就在李洪志指使和骨干分子的策划下，1000多名“法轮功”信徒开始集中在中央电视台所在大街两侧或站或坐。中央电视台的领导随即对聚集的信徒进行劝慰，但没有取得成效。一位“法轮功”负责人高喊：“我们要见江泽民！”，有的信徒也跟着喊“我们要见江泽民！”。然后就谩骂武汉电视台记者宋某，要求中央电视台不准播放他采访的纪录片。有几个信徒还企图乘混乱之机冲进中央电视台大门，被保卫人员及时制止住，围攻事件持续到下午。当日天气酷热，在阳光下一些老年信徒开始出现中暑反应。信徒们个个耷拉着眼皮，昏昏欲睡。直到傍晚时分，这场闹剧才算结束，围坐的信徒慢慢散去。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公布。“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李洪志发布了“通缉令”（公缉[1999]0102号）其内容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李洪志组织和利用“法轮大会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宣传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并未经依法申请和许可，组织、策划集会、示威、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活动，涉嫌犯扰乱公共秩序罪，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予以通缉。

1999年9月，《何祚庥与法轮功——1999年夏天的报告》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作为战士的科学家和作为科学家的何祚庥院士，在1999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和“法轮功”斗争的“英雄”（于光远语）事迹。称何祚庥院土为反“法轮功”的英雄是不为过的。自从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就惹上了麻烦。面临着李洪志的辱骂和恐吓，其骨干分子组织的“围攻”，痴迷者的叫喊与威胁，何祚庥院士从未惧怕过。他口诛笔伐，直揭得李洪志一伙及其骨干目瞪口呆、恼羞成怒。在那个酷热的夏天，何祚庥院士的名字热满京华、誉满京华，享誉海内外。他作为一位科学家，对国家、对民族、对下一代如此深重的忧患意识，作着一件件惠及当代，泽及后代的好事。我们应该记住这位战士——何祚庥院士。

1999年10月8、10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九届第47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79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共是八条13款。这是对涉及“邪教组织”有关问题的法律解释，是办理此类案件的依据，也是重要的法律文件。

1999年10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以新出报刊[1999]1233号文件，注销了承担着伪气功头号吹鼓手的《气功与体育》杂志。这是李洪志覆灭后，对伪气功的又一打击。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救活动的决定》。《决定》的要点如下：一、坚持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二、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三、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宣传活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四、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1999年，“法轮功”被取缔之后，国家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伪气功组织都暂时隐匿起来了。那些“特异人”、“气功大师”也暂时停止了活动。507所的“人体科学研究组”也被解散了。一些人体科学研究者们从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所做那些鲜为人知的“特异功能实验报告”，都以“证据不足”自行封存了起来。这二十年来由特异功能——伪气功——邪教引起的争论，就此也暂且告一段落。此大事记也暂此搁笔，但这不是尾声的尾声。

从1979年发现唐雨“耳朵认字”起，一场从“特异功能”——神怪气功——邪教的“新时代”运动在中国大地风行了20年之久，在这20年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神功大师”大红大紫，太多的愚昧信徒上当受骗，甚至牺牲生命。在这场造神运动中，一方面是有些领导，“大人物”的支持；一方面是学者、专家、舆论、媒体的推波助澜，在中国大地上造成一个个的“权威效应”、“轰动效应”。真可谓“大轰大嗡一阵风，风吹过去一场空”。

但我们毕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幸的是，事物总有另一方面，总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反伪斗士不惧不畏，顶着巨大的压力，吃了不少的苦头，与这些“神功大师”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如此，事态仍然戏剧性的发展到了今天。这场论战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如此发生，如此发展，如此泛滥、如此升华、如此结束，可能又会如此地再兴起……，如此，如此，太多的如此，会带给我们更多地思考。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比较清楚了的问题，展望未来，又觉得并不尽然。我们还会不会重演这一历史上演过多少次的一幕幕呢！

现在，李洪志仍逍遥法外，也还有较少数的痴迷者仍沉浸在邪教的泥潭中。我们决不敢说，一切都过去了。面对未来，我们也不敢完全肯定，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会再出现“张洪志”、“王洪志”……我们的土壤中，生长出这些畸形怪胎的温床并没有消除。于光远先生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之冰非一日能解”，“我们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战斗正未有穷期，和“法轮功”、“伪气功”、“伪科学”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