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当今基督教内部的灵恩派教会虽然比其他传统教会更加强调圣灵恩赐和所谓“神迹”，但其中的大多数尚未曾公开否认《圣经》的权威和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也没有发展到以圣灵的工作取代基督的救赎。此外，由于灵恩派教会比传统教会更重视宗教情感的释放，而且在宗教仪式中引入丰富的视觉听觉享受，所以近年来，其信徒增长速度要快于传统教会。然而，在承认灵恩派教会并不一定都是异端邪教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某些极端的灵恩派教会中不仅确实存在着严重偏离基督教正统教义的情况，而且存在着蜕变为邪教的潜在风险和可能性。在神学思想建设严重滞后，传道人和信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中国基督教内部，这种从极端灵恩派教会蜕变为邪教的危险常常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 随意解经与走火入魔的现象

中国灵恩派教会在圣经解释和神学观点上常常表现出很大随意性，容易发生走火入魔的情况。在中国灵恩派教会内部，由于普遍存在着反理性主义和唯灵主义的思想倾向，加上它们的领袖和传道人经常以圣灵代言人的名义向信徒发表各种预言和启示，所以在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解释上，它们往往没有任何底线可言。然而，正如一位当代华人神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人若是不带条件地批评教会追求知识、忽略灵性，宣扬反智思想，他们就是在拆毁教会赖以防范异端邪说的机制，而结果将是让那些既没有知识却伪装有灵性的人霸占教会。” 尽管严格说来，世界各地的灵恩派教会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圣经》和教义加以随意解释的问题，但在信徒文化水平相对更低、民间信仰极其丰富的亚非各国，这种问题则显得更加严重，而且更有可能由此导致各自危险的异端邪说的滋生。由于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在历史上并不属于基督教的主要流行区域，而其本土的民间信仰和传统宗教又极为丰富，所以对于这些国家的灵恩派教会来说，在圣经解释和神学观点上的极大随意性有时似乎可以增强它们的文化适应性，使它们比其他的外来宗教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来吸收本土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以吸引更多当地民众的加入。可是另一方面，这种过于随意的灵活态度则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偏离正统信仰而滑向异端邪说的风险。例如，在亚洲的韩国，灵恩派教会的领袖赵镛基等人所提出的“第四度空间”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将极端化的灵恩派思想与韩国本土的鬼神信仰相融合的产物。在非洲的中南部，很多由灵恩派建立的独立教会不仅对祖先崇拜和多妻制等土著习俗采取狂热态度，而且其创立者常常被看作本人半神的教主。尽管从表面看，这些毫无底线的变通做法似乎为基督教的本土化提供了便利，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为当地的灵恩派教会带来了偏离纯正的基督教信仰而误入歧途的风险。

二、 个人崇拜问题及其潜在危险

中国灵恩派教会内部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例如，在最早的中国灵恩派教会之一“耶稣家庭”内部，各级负责人均被尊称为“家长”，并且拥有支配教会成员的思想和生活的绝对“权柄”。作为教会最高首脑的敬奠赢则被尊称为“老人”，并且对全体成员拥有生死予夺之大权，甚至连夫妻同房都需事先征得其许可，否则将招致严厉处罚。如果不幸怀孕，还可能被他当作“鬼胎”而强制堕胎。直到1952年，因敬奠赢等人的奢靡生活被政府曝光， “耶稣家庭”内部的信徒对他表现出强烈不满，导致其逐渐走向瓦解。 在新一代的中国灵恩派教会中，这种神化和崇拜领袖人物的情况变得更加突出。有一位曾经在灵恩派教会工作多年的中国传道人，最近在谈及他最终选择离开的原因时，就对灵恩派教会中存在的严重个人崇拜现象进行了深刻反省。他指出：“感到会友对这些灵恩派的领袖太顺服，过分尊敬领导人而少有信仰的深入反省。在敬拜中感到会众包括自己，非常看重‘属灵的兴奋’，而不是把荣耀归给主。身边有‘属灵’经历的人不但没有谦卑，反而自我膨胀。”

在笔者看来，中国灵恩派教会之所以容易出现个人崇拜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虽然基督教并不否认“神迹”，但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以“神迹”为中心的宗教，而是一个以基督的救恩为中心的宗教。然而，一部分灵恩派教会在狂热地追求“受灵洗”、“说方言”、“权能医治”、“圣灵击倒”等“神迹异象”的时候，却很容易变成以神迹为中心的宗教。在这些以神迹为中心的教会，某些特别善于通过或真或假的“神迹异象”来进行“权能布道”的传道人，往往被追随者奉若神明，乃至成为盲从的对象。另一方面，尽管基督教不反对按照个人的感动、认识和知识背景来解释《圣经》，但为了防止把解经变成个人的主观臆断，在基督教的圣经解释学中必然有一条最基本的底线，即“一段经文现在的意义不可能是它原来所没有的意义”。 然而，少数灵恩派教会的领袖在“教义基础不是《圣经》，乃是圣灵”这一思想主导下，常常试图凭借“圣灵的恩赐”说出《圣经》中没有的预言和启示。他们首先声称圣灵在梦中或异象中对自己说了话，然后再以“主的话如此说”的名义向信徒发号施令，从而逐渐在团体中树立起作为“圣灵代言人”的绝对权威。

三、 排他主义导致的争论与分裂

中国灵恩派教会在信仰上和实践上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排他性。这不仅容易导致它们与其他教会之间的激烈争论，而且有导致教会陷入分裂的危险。例如，在灵恩运动波及中国之初，中国灵恩派教会的代表人物魏保罗（原名魏恩波）一方面标榜自己创建的教会是普天下唯一正确的“真耶稣教会”，而另一方面则公开把其他教会统统贬为“假教会”。更有甚者，他还亲自前往北京、天津、黄村等地的其他教堂，指责对方是“假教会”，从而引起激烈的辩论和打斗。后来，这种排除异己的做法又被他的追随者汲取并引入他创办的“真耶稣教会”内部，导致该会进一步分裂出“长子会”、“天母会”、“真真耶稣教会”、“真真真耶稣教会”等众多不同的灵恩派教会。无独有偶，在当代中国的灵恩派教会与非灵恩派教会之间，以及在这些灵恩派教会的内部，大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争论与分裂。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它们的领袖人物在宣扬自己“受灵洗”、“说方言”、“赶鬼治病”等 “属灵经历”时，常常变得目空一切，而忘记了基督教首先是一个主张宽容、仁爱与合一的宗教。长此以往，他们所领导的教会很可能最终成为一个极端排他性的教会，从而不利于基督教内部的团结。对于蕴藏在灵恩派教会中的这一危险倾向，基督教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曾提出不少的善意的批评与告诫，如当代美国神学家约翰·麦克瑟（John MacArhur）曾在《从神学观点看灵恩派》一文中，曾对这种以所谓的“属灵恩赐”来贬低排斥其他教会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他指出：“在今日教会，最大的裂口或许就是在属灵恩赐的意义与应用上。教会相信圣灵住在每一个肢体当中。而且，圣灵都把某些属灵的恩赐赐给每一个肢体”，然而，“凡是重要的事，往往是被撒旦玩弄或产生谎言、诡计的大好良机，它的本事就是制造虚假的属灵恩赐，撒旦能够把虚假的弄成像真的一样。今天有许多虚假的属灵恩赐，在教会中浑水摸鱼，结果不但不能建立教会，反而破坏并削弱了基督的身体。” 应该说，这些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

四、 从极端灵恩派蜕变为邪教的方式

由于上述原因，在中国的灵恩派教会中，确实有一部分传道人和信徒在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蛊惑下误入歧途，乃至由此嬗变为各种假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具体而言，从极端的灵恩派蜕变为中国政府认定的邪教组织的发生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式是由极端的灵恩派教会直接转化为邪教组织。例如，“新约使徒教会”（亦称“新约教会”）这个势力遍及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邪教组织，最初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该邪教的前身是香港女影星梅绮（原名江端仪）在60年代建立的灵恩派教会“基督灵恩布道团”。在这个布道团成立之初，梅绮曾经凭借其充满激情的独特传教方式吸引了不少信徒加入，并在当地的基督教内部引起极大轰动，但是不久之后，梅绮及其创办的这个小团体便因为其思想过于极端而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遭到强烈批评和抵制，并最终与主流教会分道扬镳，而演变为一个假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

第二种方式是由灵恩派教会中的某些成员以自立门户的方式建立的邪教。例如，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重要邪教组织“灵灵教”、“门徒会”等便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灵灵教”的主要创始人华雪和与李贵瑶、“门徒会”的创始人季三保及其妻许明潮原本都是灵恩派教会“真耶稣教会”的成员，但当他们在该教会内部积累了一定的个人权威和势力之后，为了进一步实现个人野心，便将各自控制的一部分信徒拉出来，建立起自立门户的邪教组织，并从极端灵恩派教会中的传道人变身为邪教组织的教主和头目。

第三种方式则是从上述两种源自极端灵恩派思想的邪教中进一步分离出来的各种邪教组织。在中国政府目前所认定的几大邪教组织当中，有一大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例如， “全能神”邪教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赵维山、“主神教”邪教的创始人和教主刘家国、“被立王”邪教的创始人和教主吴杨明等，在创建邪教之前都曾经参加过另一重要邪教组织“呼喊派”并充当其中的骨干。“血水圣灵”的创始人左坤曾是邪教“新约教会”的重要成员，并担任其“石牌教会”负责人。1985年因非法传教被台湾当局判刑，出狱后自立门户建立“血水圣灵”邪教。因台湾当局认定其从事非法宗教活动，为逃避打压移民至美国，并向教徒收取“奉献金”的方式开办经济实体，筹集资金，大肆向我国进行宗教渗透。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真诚希望广大基督徒（包括灵恩派教会的信徒），在寻求以各种更能抒发内心宗教情感的方式投入教会崇拜活动的同时，应加强并保持自身对极端灵恩派倾向的高度警惕性，防止因为受到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蛊惑而误入歧途，以至沦为各种假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的俘虏和牺牲品。（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