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价值评判上的争议，但是，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一个现象层面的广泛共识：“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 或“洗脑”（Brainwashing）是定义破坏性膜拜的核心要素之一。著名膜拜问题专家、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指出，膜拜团体的思想改造“让人彻底重新诠释他或她的人生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观并接受新的现实与因果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膜拜团体成员心理矫治的核心就是世界观的纠偏和重建。但是，基于文化传统和学科背景的差异，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膜拜团体成员的世界观问题方面，当前国际学界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矫治理论和实践形态。第一，基于心理咨询的外在干预。该理论由于强调定义破坏性膜拜“基于行为而不是信仰”，因此，一方面揭示膜拜团体经由思想改造导致的破坏性行为，另一方面在矫治理论和方法上坚持“世界观悬置”。第二，基于哲学咨询的思想对话。该理论以思想观念和世界观为对话的场域，在价值观上采取完全中立，在方法论上坚持“不使用方法”，“自由漂浮”（ Free － floating）是其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描述和外在特征。第三，以世界观为中心的社会化矫治。该理论强调世界观与社会行为的关联性，在世界观上坚持明确的价值取向，将世界观的纠偏和重建视为矫治工作的核心和判断成功与否的标准。本文将尝试说明，重视世界观问题，推动上述三种理论、方法的相互借鉴和在具体矫治过程中的综合运用是膜拜团体成员心理矫治的内在需求和发展趋势。

一、心理咨询与世界观悬置

相对来说，当前国际上比较系统化和成熟的膜拜成员心理矫治理论和实践来源于心理咨询领域，其实践主体主要是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从业者。20世纪70年代的反膜拜运动采取与膜拜洗脑反向的“反程序”，由家庭将膜拜成员从膜拜团体控制中强行解救出来，在理论上产生了“伦理性的强制性说服”与“反伦理的强制性说服”的争论。由于法律和伦理上的原因，“反程序”很快走向衰落。随着心理学家和精神健康专家的深度介入，逐渐形成一种与膜拜洗脑严格区分的非操纵性干预过程（the process of cult intervention）。

非操纵性原则贯穿整个膜拜干预过程。美国膜拜问题研究学者瑞克·艾伦·罗斯认为，膜拜干预过程是一个信息驱动的教育对话过程，任何涉及操纵的因素都被严格排除。具体来看，第一，“既不能运用神经语言学编程（NLP）技巧，也不可使用催眠术，这两者都是提高被暗示性和操纵对象的技术”，这些技术直接影响教育过程的道德属性。第二，与“膜拜洗脑”过程中隔绝成员与其家人和朋友的接触不同，干预过程则以被干预者与家人和朋友的有意义的接触为基础。第三，由于膜拜操纵往往是借助剥夺睡眠和灌溉超负荷的信息来实施，干预过程则绝不可复制这种膜拜操纵，因此，被干预者拥有适当的睡眠和充足的私人时间十分重要，干预者在信息提供上也不宜太多太快。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在干预过程中，虽然被干预者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采取道德劝说方式敦促他或她留下来，但是，被干预的成年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离开。

具体的干预过程主要围绕“定义破坏性膜拜”这一核心展开。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在《膜拜的形成》一文中所提供的定义被广泛采用。利夫顿指出，“膜拜可以用以下三个特征来鉴别：（1）在原本可以维系该团体的一般原则失去作用后，日益成为崇拜对象的一个极具魅力的领导；（2）一个被称为‘强制性说服或思想改造’的过程；（3）领导人及其统治小圈子对其团体成员在经济、性和其他方面的剥削。”罗斯认为，该定义的特点是基于行为而不是信仰。“避免攻击信仰，而专注于该团体行为、动力及其权力层次结构是很重要的。” 膜拜干预理论似乎有一个基本假定：膜拜“思想改造”只是由外在行为模式对人的心理产生不当影响所致，与具体的膜拜思想内容无关。而对于“思想改造”结果的判断标准仍然是行为，“破坏性膜拜成员其行为常常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只代表其团体或领导人的最佳利益”。

干预理论的核心在于探讨和揭示膜拜团体外在行为的不当。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Margaret Singer ）将膜拜团体使用的强制性说服或“思想改造”与教育、广告、宣传和教化之类的说服形式区分开来，指出膜拜“思想改造”具有强制性，不能容忍另一个参照体系并且故意欺骗。社会学家理查德·奥弗希（Richard Ofshe  ）则提出了“将强制性说服与其他培训和社会化计划区分开来的四个关键因素”：（1）依靠强烈的人际关系或心理的攻击来动摇人的自我意识以促使其顺从。（2）利用有组织的同龄人团体。（3）施加人际关系压力以促使其顺从。（4）通过对一个人所处社会环境的全面操控来固化其已被说服改变的行为。利夫顿还在其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列举了“思想改造”的八条标准： “社会环境控制”“神秘操纵”“纯洁性要求”“裸露的坦白”“神圣的科学”“加载语言”“强加于人的教条”“丧失生存权”。埃德加·沙因概括了强制性说服过程的三个步骤：融化（解冻）、改变与再冻结。在对膜拜“思想改造”方法的深入研究基础上，心理咨询专家提出了一系列预防、干预膜拜“洗脑”原则和方法。当然，对于这种干预方法的普遍意义问题，也有其他领域学者质疑，在荷兰学者哈特劳看来，“在基于证据的心理治疗形式中，一个基本的观点被用于一个独特的个体。为了达到或者重复这种效果，个人的性格特征是被忽略的。独特的个人会被按照一个标准的个体来复制”。哲学咨询的首倡者阿肯巴赫反对实证论者认为必须要有方法的观点，提出“超越方法的方法”，他主张：“哲学不是方法，它是发展方法；哲学不使用理论，而是发展理论。”

总体来看，膜拜干预的基本原理在于：只讨论“思想改造”过程中的不当行为，通过揭示膜拜外在行为的不当及危害性，帮助膜拜成员认清并从膜拜精神控制中脱离出来，基本不涉及被改造的“思想”本身。其理论一方面吸取了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的疗法”，凸显了人的价值、尊严、需要、理解等要素对膜拜成员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注重认知疗法对思维、理性作用的研究，考虑到了认知对个体情绪和行为的重要影响。但是，在膜拜成员心理矫治的实践层面，膜拜干预坚持“不问信仰，只问行为”的干预策略，将思想、信仰领域视为不能触碰的禁区，通过看似中立的“世界观悬置”返回了心理咨询者最为熟悉的行为主义。而基于行为主义的心理矫治局限性十分明显，例如，在面对一些推崇和迷恋极端行为的膜拜团体及其成员时陷于困境，没有进一步探究膜拜的“思维”和“世界观”根源，只是以“认知失调”来应付。在大卫教派韦科惨案中，大火夺去了76条大卫教徒的性命，幸存者克里夫•道尔（Clive Doyle）和希拉•马丁（Sheila Martin ）在失去多名亲人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坚持信奉大卫·考雷什。另外，膜拜团体成员对其家庭成员、未成年子女（甚至成年子女）的“思想改造”并不具有干预理论所强调的任何外在的强制和欺骗特征。

二、哲学咨询与价值中立

基于心理咨询的膜拜干预有一个没有言明的预设前提：膜拜洗脑产生的“世界观”是令人质疑的，修正这种扭曲的世界观正是干预的深层目标。否则，干预何为？但是，心理咨询一般不承担探究个体思想的任务，更不用研究他们的世界观或者思想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世界观问题”超出了一般心理咨询的学科和实践领域。问题在于，“世界观问题”可以在某一学科领域被悬置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世界观问题”不需要得到关切，正是带着这种质疑，哲学咨询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出现，成为一种迅速发展的哲学实践运动。

E·罗斯曼（Ruschmann） 指出，整个哲学史“可以被视为及被用作不同世界观的连续体”。哲学咨询的目标是通过哲学探讨揭示被咨询者潜藏的“世界观”，帮助他们清晰地察觉内心隐藏的观念或者主观看法。拉夫（Lahav ）将澄清和探索个体世界观视为哲学咨询基本原则，他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他们自己的“个体哲学”或者世界观，它们体现了个体对自我和世界的总体观点。哲学咨询不包括对个体心理的动力或机制的解释，而是建构了帮助个体检查他或她的“世界”或“现实”的基本假设或概念。通过关注个人来理解他生活的概念，一个更有意义的、连贯的世界观能够被建构起来。“我们可以把日常出现的问题和困境——例如潜在的危险、厌倦和空虚的感觉、人际关系困难和焦虑等等，解释为表达出个人世界观中有问题的方面——例如关于生命应当如何度过的两个观念之间的矛盾或是紧张关系，隐藏没有被检查到的假设，缺乏多种不同考虑的观点，过分概括，不能实际地满足的期望，不合理的解释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咨询就是关于个体“世界观”的咨询，凸显了“以人为中心”、对被咨询者的个体化的人文关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深受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及对自身独立存在的合法性的焦虑，当代哲学咨询的先驱们采取了一种在世界观上看似“完全客观中立”的实证立场。阿肯巴赫以超越方法的名义提出哲学咨询的四条工作原则，其中第三条为：哲学咨询师不能预设立场，永远不要试图改变来访者。马瑞诺夫无论是在其早期的规范的、非指令性的伦理咨询法，还是成熟期提出的“宁静法”中，都强调咨询师不能给出自己的明确意见，而是让来访者通过咨询师的引导，进行自我分析，最终做出自己的决策。这种世界观上的价值中立严重制约了哲学咨询作为一个行业的发展，加拿大哲学咨询领军人物彼得·拉贝（Peter B.Ｒaabe）指出，阿肯巴赫和马瑞诺夫的观点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在哲学咨询领域里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就是严重的“反现实性”，它的极端形式就是宣称我们所依赖的所谓的外在事物并不存在，反映在人们处理问题上就是随心所欲性。所以，彼得·拉贝（Peter B.Ｒaabe）认为，阿肯巴赫的致命缺陷就是给人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而马瑞诺夫把咨询师置于完全中立的地位，来访者改变或不改变与咨询师无关，这不利于来访者做出决定，不利于他们寻找幸福和快乐。

我们知道，心理咨询和心理疗法的历史发展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哈尔穆斯（Halmos）（1965）的研究证明20世纪英国牧师人数的下降与心理咨询师人数的上升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霍尔菲尔德（Holifield）（1983）的研究证明，美国最早的“精神治疗学家们”事实上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后来才逐渐地转变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也许，哲学咨询的开创者们从这种历史事实中吸取了灵感与教训，为了获取职业上的独立性，他们必须在“世界观”上保持价值中立，从而既与每一种哲学保持距离，同时又凸显自身在哲学上的纯正性。但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却将哲学咨询置于哲学与心理咨询的夹缝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处于“自由漂浮”的状态。美国哲学咨询和精神治疗学者埃莉·科恩指出：美国哲学咨询业成长的最大障碍，是得到现有的精神健康界的认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界认为马瑞诺夫对精神健康问题一窍不通，他没有受到过任何临床训练的人做资历认证，这样会害了客户。法国哲学家和史学家哈多德则指出，检验哲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显示一种作为治疗的激情，要带来个人在做人处事的行为上产生某种深刻的转变，一种关乎我们世界观的转变，以及一种关乎我们性格上的质变。哲学咨询者们也逐渐认识到自身必须摆脱自缚手脚的窘境，彼得·拉贝（Peter B.Ｒaabe）彻底抛弃了在“世界观”上价值中立的骑墙立场，主张回到一种纯哲学的哲学咨询，“咨询师应该不是中立的，应该给来访者以积极的建议”。

哲学咨询的兴起和发展也为膜拜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和具体思路。什洛米特·舒斯特（Shlomit C. Schuster） 在其《哲学诊治——谘商和心理治疗的另类途径》一书中饶有兴味地讨论了利用斯宾诺莎和奥古斯丁哲学对膜拜成员进行干预的案例。近年来，从事膜拜团体研究和干预实践的学者开始了一种从“方法论”到“世界观”的范式转换，在膜拜干预的方法和程序日趋完善和精致的前提下，“世界观问题”被重新发现并凸显出来。2009年，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以“转化与世界观”为专题进行讨论，探讨膜拜信仰如何通过转换成员的世界观，使他们对自身、世界和各种关系的认知发生转变。与此前的“世界观悬置”立场不同，此次会议提倡一种基于不同世界观的“跨文化沟通”，强调膜拜成员的亲人和朋友应该了解被转变者的新世界观，通过“跨文化沟通”的方式与其加强联系、减轻冲突。

三、以世界观为中心的社会化矫治

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谚语：“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是系铃人。”前半句讲思想方面的问题只有通过思想本身才能得到解决，后半句则突出思想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心病”涵指范围比较广泛的思想、精神领域的问题，而“心药”则直接关涉到比较系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即是治疗“心病”的一剂良药。

20世纪末，膜拜团体成员的心理矫治问题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在不长的时间里，大量欧美时兴的膜拜干预、心理矫治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到国内，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运用。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在探索“法轮功”成员的心理矫治过程中，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在总结、吸取欧美合理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膜拜干预与心理矫治逐渐形成自身特色，我们大致可以将这种特色概括为以世界观为中心的社会化矫治理论与实践，其标志为出现了一大批以前成员和志愿者为主体、有明确的世界观价值导向、依托于社区的帮扶平台，如南京的“爱心家园”、武汉的“楚凤清音”、上海的“老王帮教工作室”、徐州的“金色海岸”等。

国际膜拜问题研究会执行主任迈克尔·朗格尼（Michael Langone）将由教团创始人或过去的领导所开发和培育的教团“变态”形式视为膜拜机制的根本因素，这种因素即便在最初组织形态消失后仍然嵌入膜拜团体中。因为它产生了一个“神秘的基础结构”，这种“神秘的基础结构可能给操纵和滥权提供舞台”，所以，膜拜团体自身不触及核心的外部“改革”不能真正达到去破坏性效果，正如“树木从根烂起，再怎么修剪也无法清除种子的毒素”。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朗格尼仅仅将导致膜拜团体破坏性行为的“种子的毒素”归结为外在的“神秘的基础结构”是不够的，中国传统强调“心正而后身修”，“世界观问题”是更为根本和基础的因素，或者可以这样理解，膜拜团体的“神秘的基础结构”其实是一种嵌入“世界观”的变态精神形式。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世界观的理解，以南京的“爱心家园”为例，他们将膜拜成员的心理干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以法破法”，“寻找新信仰新方法”，“修复创伤，完善自我”，三个阶段始终围绕世界观的纠偏与重建展开。

第一阶段“以法破法”。以“法轮功”成员的干预为例，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对‘法轮功’已有的信念的基础转换理解的视角”，针对法轮功成员渴望“圆满”“上层次”的思想，引导其拓宽视域，重新深入思考“圆满”“上层次”的内涵与外延。这种“转换”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例如，比较道教“求仙”与“法轮功”“圆满”的不同，举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论述的观点：“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休，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使被干预者认识到“放下亲情”等背离世俗伦理的思想和行为并不符合传统宗教的“圆满”之道。又如，《抱朴子内篇·微旨》提出：“凡保健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让“法轮功”成员放下“破坏大法”的恐惧心理，广泛接触其他理论和社会现实。“以法破法”类似于欧美哲学咨询中的逻辑推演法，即“咨询者针对来访者的生活方式，指出来访者存在的两个以上的互相对立的世界观以及多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以法破法”也是中国学者从事膜拜团体研究的重要视角，例如，业露华在《论邪教的精神控制》一文中，重点不在于探讨精神控制的外在形式，而是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揭露“法轮功”如何利用语言及其构成的思想体系实施精神控制，从而帮助膜拜成员理解“大法”“修炼”“消业”“上层次”“常人”“超常人”“过关”“圆满”等等概念如何被用来进行精神和行为操纵的。

第二阶段“寻找新信仰新方法”。“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大都经历过脱离膜拜团体后的内心迷茫期：脱离膜拜团体后怎么会有这么痛苦？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因此，寻求新的精神支柱是所有膜拜团体前成员的一个自然的心理过程，其表现为重新开始接受以前排斥的宗教和文化，大量阅读和热烈讨论各种灵修和哲学书籍。在这一阶段，许多成员的思想和世界观处于“自由漂浮”状态，进行正确的世界观引导与个体化的精神关怀尤其重要。曾经出现过干预失败的案例，一些膜拜团体前成员和群体在摆脱旧的膜拜团体后，加入或组织了新的膜拜团体。据相关统计，南京“爱心家园”的前成员志愿者中，在来到“爱心家园”之前，由于思想的飘浮，心无所依，46%经历过反复。针对膜拜团体极端地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其成员的世界观一般消极、狭隘，南京“爱心家园”主办《心灵驿站》杂志，以《破除旧观念，方能真转化》《看清自心，一通百通》等文章激发和引导帮扶对象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回归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 与社会主体形成世界观和价值观层面的“最大公约数”，为最终顺利回归社会建立思想基础。

第三阶段“修复创伤，完善自我”。世界观不是脱离现实社会孤立存在的，膜拜团体、膜拜成员的世界观的形成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膜拜团体通过洗脑方式外部“嵌入”外，也与自身的生活体验、社会处境相关。因此，第三阶段的自我修复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化过程，促进身心和谐与有效社会参与是这一阶段的关键。“爱心家园”依托于社区，其突出的社会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优势。第一， “爱心家园”确定了自身的活动原则：“平等尊重，接受教育，自助互助，坦诚开放”。这一原则不仅吸取了心理咨询的“非操纵性原则”，又在方法论的层面借鉴了哲学咨询的“价值中立”，其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兴趣和意愿自由选择活动内容、方式，来去完全由个人自主决定。第二，志愿者构成包括法律界、宗教界、心理学界、教育界、企业界等人士，使帮扶平台自身也构成了一个现实社会的缩影。第三，“爱心家园”的活动具有社会性，包括心理辅导、知识讲座、专家论坛、法律咨询、科普宣传、传统文化、健身气功、生理卫生、音乐舞蹈、编织技巧等等，对于参加这些活动的帮扶对象来说，“爱心家园”既是自我教育的课堂，又是解惑释疑的港湾，还是心灵慰藉的驿站。

综上所述，既然膜拜洗脑的目标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世界观”，可见，“世界观问题”是膜拜成员心理干预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心理咨询的膜拜干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规范的干预方法和程序，但是，其“世界观悬置”的学科特征使心理咨询的干预活动停留在了外在和初始的阶段；哲学咨询基于个体化的世界观展开哲学对话，关切每个个体的精神世界，但是，在世界观层面的绝对“价值中立”使具体的哲学咨询活动既背离哲学传统，又脱离具体现实，成为“漂浮”在乌托邦中的语言游戏。另外，欧美的心理咨询和哲学咨询理论和从业者往往强调自身的执业地位，彼此猜忌与排斥，不能形成合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观”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往往被形容为“乡愿”和“德之贼”。以“爱心家园”等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膜拜团体前成员互助平台，其心理矫治方法始终以世界观为中心，以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导向，以平等互助的方式提供社会化的矫治平台。但是，这些平台并非基于特定的专业学科背景，一方面打破了僵化的专业界限，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缺乏系统、一贯的理论指导。因此，如果能够撇开文化、社会、学科的差异和偏见，将这三种心理矫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来源：《中国反邪教通讯》2022年）

编辑：暄暄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