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天，法轮功势力恶性膨胀，公然聚众围攻中南海，震动京城。这表明，当代中国邪教已成为危害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巨型毒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空前的社会变革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局面，形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土壤。当代中国的邪教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滋生的恶性毒瘤。
探索当代中国邪教的性质及其社会根源，建立科学的邪教现象预警系统，开拓标本兼治的智力资源，是笔者期望的价值目标。
一、当代邪教的多维界定
当代邪教是全球新宗教运动的极端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相继兴起一批新兴宗教。这是当代宗教世俗化的特殊形式。随着20世纪宗教世俗化浪潮，非传统宗教流派中滋生出一批极端恶种——新生邪教。据统计，全世界邪教组织约有3000多个。研究当代邪教现象，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等各学科，各自运用本学科的理论范畴开展研究，各有千秋。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邪教性质尚无统一确切的界定。笔者认为界定当代邪教的性质，应从多学科的理论范畴，进行综合考察。
从宗教学考察，当代邪教有若干重要特征：其一，教主膜拜，将教主神化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实施极权统治，要求信徒顶礼膜拜；其二，精神控制，对信徒实行强制性洗脑，使其甘受教主任意驱使；其三，编造邪说，鼓吹末世来临，仇视现实社会；其四，用极端手段，扩张神权，荼毒生灵，危害社会。
从社会学考察，邪教是带有宗教异端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这类秘密结社组织结构诡秘，联络方式诡秘，活动方式诡秘。秘密团体的封闭性，有利于教主制造群体暗示的黑幕，用歪理邪说，引诱信徒，实施精神控制，毒害信徒的心灵，使其心理变态。这种变态心理使信徒丧失理智、判断能力、自我意识，对教主绝对服从。这种心理变态导致信徒家庭破裂、与普通人群友谊中断，割断与人间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政治学、法学考察，邪教主要是指反对社会正统体制的极端教派组织。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体制，因此，从政治学角度判定，任何宗教派别，只要不违法就没有正邪之分。
当代中国主流社会对邪教界定，是指触犯法律的极端教派组织。199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发布关于惩治“邪教组织”的决定。其法律界定为，“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二、当代中国邪教的类型
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出现一批光怪陆离的邪教组织，名目繁杂。如：呼喊派、被立王、主神教、全范围教会、新约教会、统一教、达米宣教会、上帝的儿女、门徒会、灵灵教、三班仆人派、观音法门、圆顿法门、法轮功，等等。这些五光十色的邪教组织，有些是国外邪教势力的渗透传播，有些是本土原有的会道门沉渣泛起，也有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80年代，邪教势力大多在偏远地区活动，招摇撞骗。90年代，新兴邪教势力以中心城市为基地，发展势力，兴风作浪。
剖析这些邪教组织的思想资源，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剽窃西方传统宗教文化资源。这类邪教教主摘取基督教《圣经》中的只言片语，编造邪说，自我造神。其始作俑者，歪曲《圣经》，将自己神化为崇拜的偶像，建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以实现其狂妄的野心。
举例言之。1988年，原呼喊派骨干吴扬明，歪曲《圣经·路加福音》中“被立”一词，自称“被立王”，标榜自己是耶稣的化身，建立“被立王”邪教组织。他肆无忌惮地神化自己，妄称：“耶稣已过时，只有“被立王’才是惟一真神。”他编造邪教教义，宣扬“末日”邪说，散布“大难就要来临，人要死去三分之一，只有信‘被立王’才能得救”。该邪教组织对信徒实行严格的精神控制，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成员隐姓埋名，以“灵名”相称，昼伏夜出，封闭培训，分散出入。教主吴扬明品质恶劣，以“蒙召”为名，诱骗强奸女性信徒数十人，以“交纳奉献”为名，诈骗钱财数十万。吴扬明的政治野心十分险恶，叫嚣要在2000年之前，“推翻撒旦政权，建立新天新地的神国”。吴扬明被安徽省公安机关逮捕后，该邪教组织公然纠集两万多名信徒，聚众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经政府部门综合治理，该邪教已经瓦解。
其二，假借东方传统宗教文化资源，摘取佛教、道教、儒学等经典词句，肆意曲解，编造邪说，自我神化。这类邪教组织多模仿东方神秘主义修炼方式，如素食、坐禅等，刻意营造盲目崇拜教主的神秘气氛。
举例言之。1998年，原“观音法门”骨干许成江在吉林市，举办“弘法”学习班，宣讲其“潜修”的“圆顿法门”。许成江从《金刚经》等佛教经典中断章取义，宣称“释迎牟尼预言末法时期，要出现‘圆顿法门’”，自称应劫而生，是降临人世的“教主”，5000年下凡一次，渡化众生。他摘抄拼凑佛教、道教、儒学经典中的词句，杜撰《诸经论圆顿》，吹嘘“圆顿法门”是万宗归一的“性命双修”功法。他大肆散布“末日”邪说，宣称：“现在地球是魔王统治，末劫就要来临，只有加入‘圆顿法门’，才能免遭劫难。”该邪教组织以强身健体、消灾治病为名，发展信徒。教主以“供养”“圆顿”为名骗敛钱财。1998年11月至2000年3月，该邪教组织仅在湖南一地就聚敛“供养”经费20余万元。经依法治理，该邪教势力已被遏制。
其三，打着“人体科学”的旗号，将气功巫术化，造成神秘主信仰的温床，滋生一批新兴邪教。这些冒用气功名义，具有邪教性质的组织，主要以大城市为活动的基地。
气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养生和保健方法。它通过意念的控制和呼吸的调解，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80年代以来，一股气功神怪化的热浪，突破原医疗保健领域，泛滥成灾。这些奇异的气功，以“人体科学”的名义登场，声称人体特异功能是气功的最高阶段。形形色色的气功大师纷纷粉墨登场，故弄玄虚，吹嘘自己的特异功能能透视遥感、预知未来，能奇门遁甲，法力无边。这种巫术化的气功浪潮，推动新兴邪教势力的滋生。气功大师出山，成为“神仙下凡”的同义语。邪教谬论喧嚣一时：“在人类中，有些特异功能者，或气功高功夫的大师，这些人就是佛、菩萨、神仙。”
举例言之。1986年，青海话剧团演员张香玉，自称有“特异功能”，编造“自然中心功”，自青海潜入京城。1989年底，她在京成立“自然中心功研究所”，编造“宇宙语”、“宇宙歌”等邪术，传授功法，聚敛钱财。一时间，迷惑众多普通市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将她逮捕后，其编造巫术的真相大白天下。“自然中心功”的法力顷刻土崩瓦解。
三、法轮功，当代中国邪教的典型
90年代初，法轮功借气功浪潮滋生，中叶急速膨胀，成为当代中国邪教罪恶的渊薮。1992年春，李洪志编造歪理邪说“法轮大法”，建立非法组织“法轮大法研究会”，以教练功法为名，神化膜拜首领，施展精神控制的邪术，在全国各地蒙骗发展练功者210万人。该邪教建立系统网络组织，贩卖迷信书刊、物品，诈骗巨额钱财；修炼邪说大法，致使练功者走火入魔，草营人命；聚众滋事，围攻政府，扰乱公共秩序，破坏政治稳定。1999年7月，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绝大多数练功者翻然侮悟，极少数顽固分子继续制造事端，成为海外反华势力的附庸。
法轮功之所以迅速扩展蔓延，其原因之一就是它颇具迷惑多变的表象。起初，它以祛病健身为名，传授气功，并以“真善忍”为道德旗帜，借以惑众。法轮功站稳脚跟后，李洪志重点宣称“修炼法轮大法”，“度人上天”，俨然是传播佛法的教主。法轮功势力扩张后，李洪志野心膨胀，公然与政府分庭抗礼，亲自指挥，聚众围攻中南海，但对外却声称“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洞察云谲波诡，识别妖魔鬼怪。无论从宗教学、社会学视角考察，还是以政治学、法学原则评判，法轮功均可定性为邪教组织。其邪说劣迹种种如下：
1.教主膜拜。
李洪志以“超人”自诩，声称是当代“最大的佛”，既可“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过去、未来”，又能“传更大的宇宙根本大法”。他首创的“法轮大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他剥窃宗教术语，歪曲家教概念，建立其“救世主”的神圣地位。
2.精神控制。
李洪志为建立其教主的绝对权威，采用种种欺骗手段，让人皈依，步步升级，对信徒不断“洗脑”。最终控制受害者的精神，使其人格解体，丧失正常意志，盲目崇拜，甘受驱使。
3.编造邪说。
李洪志宣扬“世界末世论”，妄图主宰人类社会。他宣称，地球面临着“彻底的毁灭”，“形神全灭”。地球就要爆炸，末日就要来临，断言人类将面临万劫不复的“大劫难”，只有祈求李洪志这个“救世主”，专心修炼“法轮大法”，才能拯救人类。
李洪志编造“业力回报”说，戕害生命。他鼓吹“生死病老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回报”，“真正修炼”，“功自动就在消灭病毒和业力”。这种邪说使练功者走火入魔，拒绝医学治疗，或贻误致死或精神失常，或自寻短见，或杀戮他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因修炼法轮功，死于非命者多达1559人，致伤致残者更是无计其数。
4.秘密结社。
法轮功在全国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1992年，李洪志炮制“法轮大法”后，就在北京设立未经注册登记的“法轮大法研究会”，自任会长，发布命令，指挥全局。法轮功层层设站，处处建点，迅速建立起遍及全国的组织网络。该组织陆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39个法轮功辅导总站；总站下分设1900多个辅导站，下属28000多个练功点，自上而下地形成环环相连的完整体系。
5.危害社会。
法轮功自觉羽翼丰满后，以弘法、护法为名，频频策划聚众滥事，扰乱社会秩序，公开向政府挑战。自1996年8月法轮功围攻《光明日报》事件起，到1999年7月法轮功被明令取缔时，各种围攻活动多达300多起，气焰嚣张。
近期，法轮功邪教首领的政治野心凸现，挟洋自重，多次制造事端，破坏社会秩序，公然对抗国家、政府、法律，妄图颠覆国家政权，已蜕变为一股敌对政治势力。
四、当代邪教的社会根源：社会转型与精神困惑
当代中国邪教势力恶性膨胀，掀起如此妖风巨澜，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变革时代。社会领域多样化发展趋势日益显著。在社会经济结构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原则开始丧失其现实的合理性，革新的价值观念逐渐强劲。变革与转型孕育着生机和创造力，也经历着社会蜕变中的破坏性失范，甚至是罪恶的阵痛。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的多样和复杂性，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成为社会矛盾发展的历史前提。
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社会规范与社会控制作用被削弱，现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新的社会基本控制力量——制度和体制的不健全，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无法真正规范社会成员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诱发其公开或隐蔽地同既有制度发生抵触和对立。社会转型时期，新的价值观念趋强，价值观念的多元并存和相互冲突，增加了价值主体选择的自由度，同时也为价值观念的失范提供了社会基础。这种价值观念的失范，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不同利益主体以自身需求为导向，形成各自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而使社会主体的价值体系呈现结构多群体化。如果缺乏统一协调，多层次的价值观念摩擦碰撞，社会将陷入文化冲撞的漩涡。如果这种失范状态不能有效地消解，将导致社会整体“权威真空”、“价值真空”和“规范真空”，从而使社会结构与秩序发生危机。
这种价值观念的失范，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处于文化断层中的价值实践主体，常常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人不在“家”，魂不“舍”，经常处于茫然无奈、选择迷惘和心灵荒芜之中。转型社会出现的不定型性和多变性，极易造成社会心态的浮躁和混乱。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引导性和约束力降低，引发社会无序行为的增长。社会秩序的紊乱，造成邪教势力伺机荫生的社会环境。
五、当代中国邪教演变的轨迹
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失范引起社会精神的困惑，容易诱发社会公众的心理失调和行为失范，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掣肘因素。它将客观地构成社会秩序改革的隐形破坏机制，也是社会环境复杂化和邪都势力扩张的直接诱因。
80年代初，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农村的经济改革，实行农业联产承包制，农民已演变成经济利益各自独立的不同群体。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管理控制能力普遍下降。农民对现代社会实行的法制与经济手段，适应性较差。新的基层管理体制建立滞后，人心涣散，弊端滋生。
农村改革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失范，基层权力的弱化，主流价值的失落，使邪教势力趁机死灰复燃。特别是落后的偏远地区，迷信、巫术文化传统久远，社会土壤深厚，有利于各种邪教势力的滋生发展。
据治安部门统计，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邪教组织及会道门，每年都以10%~30%的速度增加。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邪教组织活动。其中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等省邪教势力较为猖獗。其势力活跃的地区主要是偏远山区、农村。在这些地区大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传统迷信文化浓厚。
这些邪教组织多数为余孽势力的死灰复燃。如：一贯道子弟龚贤哲，以一贯道经书《金母血书》为教义，自称“大道师祖”，策划复辟“先天大道”（一贯道支派）。他在云南曲靖、楚雄等地秘密培训骨干，发展道徒。该邪教组织密谋造反，教主气焰嚣张，声称“要立新皇帝，建中华国”，改年号为“顶古永和”。以身试法，终被惩治。
80~90年代农村地区也滋生出新生的邪教组织。如：1985年陕西耀县农民季三保歪曲《圣经》，自称是“神所立的基督”，杜撰邪教教义“七步灵程”，宣称“世界末日来临”，“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四处传播。1989年，季三保在其家中“捡选”“十二门徒”，组织“门徒会”。该邪教组织严密，建立秘密据点，单线联系，暗号接头。起初，“门徒会”在陕西、湖北、四川交界的偏远贫困地区，以“教内周济”、“祷告治病”等方式吸引民众，势力迅速蔓延。至1995年己在15个省120个地（市）的681个县（市），发展信徒多达35万人。该邪教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奸污妇女，诈骗钱财。“门徒会”妄图改朝换代，其骨干散布“现在是黑暗当道，魔鬼掌权”，扬言要“推翻黑党，砸烂黑政府”，煽动闹事，围攻政府。经各省公安部门联合行动，依法惩处犯罪分子，其组织基本被摧垮。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变革的主战场转向城市。整会步入巨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利益格局关系的调整，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重组，大批国企职工分离下岗，城市弱势群体扩大。医疗体制改革出台，退休养老基金改制，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远不完善，老年群体地位下滑。单位功能的退化，社会流动的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手段弱化，个人自由度增加。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矛盾加剧。体制转轨中社会出现无序现象，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出轨，渗透到社会公共领域。拜金主义横行，权力腐败，侵害群众利益，造成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会更加复杂，原有结构解体，传统法则失范，变革加剧，人心失衡。价值的窘困与情感的冲突，形成过渡时期社会心理的无所适从和抑郁沮丧。“善”发育不良，“恶”畸形膨胀。极少数野心家趁东方宗教文化神秘主义在世界兴起，气功健身热浪席卷全国，假借气功与宗教的名义，自我神化，制造邪教新种，滋蔓成灾。
80年代中叶以后，全国各地城市相继掀起以“特异功能”为旗号的气功浪潮。这股气功热浪打着“人体科学”的旗帜，将气功神秘化、巫术化。一时间，各种气功大师纷纷出山，声称修炼本门气功，可以诱发人体特异功能，可以透视遥感、呼风唤雨、预知一切。他们自我神化，蛊惑人心，借传功收徒，大肆敛财。社会转型时期，孤立无助的弱势群体，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群，试图从神秘主义的信仰中，寻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脱，成为邪教势力诱惑蒙骗的主要群体。法轮功就是借气功健身热浪发迹的邪教组织。自90年代法轮功初创起，该组织就是以大中城市市民为其主要传播对象。法轮功打着“真善忍”幌子，以祛病健身为名，引诱弱势群体，扩张势力。据统针，在法轮功修炼者中，老年人群体约占60%，其中女性居多。另有一批具有高等学历的中青年人精神空虚、信仰危机，也误入修炼的歧途。在高学历的练功群体中，自然学科专业工作者超过社会学科。可见，只有科学知识，没有科学精神，难免坠入迷信和“伪科学”的泥潭。
社会转型时期，破坏性质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失范，直接阻碍社会体制的正常转型，是引发邪教势力扩张的客观因素。邪教势力的扩张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觉，采取积极、稳妥的对策，快速、有效地加以治理。
六、建立“邪教现象预警系统”
社会科学家预测，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时期。转型时期的种种因素表明，社会稳定系数偏低。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解体后，社会基层出现碎片化，缺乏社会自治社团；经济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革，大批职工下岗，社会下层膨胀；适应市场机制的社会保障新体制，存在着巨大的盲区；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缺乏：等等。长期积蓄的矛盾，随时可能触发危机，将整个中国推向“高风险社会”。在改革攻坚的棘手阶段，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十分敏感和相对脆弱。社会的转型与动荡，为各种邪教势力的滋生泛滥带来契机。因此，正确识别邪教组织，防止邪教势力蔓延，打击邪教的罪魁祸首，解救受邪教迷惑的民众，是一项紧迫、艰巨、长期的社会工作。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成立“中国邪教现象研究中心”。
建议由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邪教现象研究中心”。该中心为社会公益性的民间研究机构，组织协调社会各界人士，追踪监测各种邪教现象，从宏观全局上，把握邪教现象发展的动向。对重大恶性邪教现象，展开专题研讨，筹划可实施的治理方案，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咨询和参考建议。
2，开展“邪教现象预警系统”研究。
成立“邪教现象预警系统”研究课题组。划定预警指标系统。该指标体系应综合政治、法律、宗教、医学等多学科理论，以危害社会整体稳定性为主要参数，确立多项指标的综合量化标准。研究预警机制，搜集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注重制定可实施性预警方案。“邪教现象预警系统”旨在综合各种信息，预测有恶性扩展趋势的邪教现象，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理措施，防患于未然。
3.完善可操作性的系列法律法规。
针对当代邪教现象蔓延的特征，应继续完善操作性强的系列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社会行为，是从习俗社会转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标志。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泛滥，应从源头治理，制定详细的法规细则，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分类分级，清理、管束各种迷信、伪气功组织。
4.加强邪教现象的理论研究。
集结一批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专家，定期开展邪教现象的学术研讨，加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为决策机构提供深层次的智力资源。
5.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当今，世界各地邪教恶性事件频繁发生。这表明世界范围内的邪教正处于活跃发展时期。许多邪教组织，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中国的法轮功等，遭到政府严厉打击后，纷纷变本加厉，网上横行，妄图建立网上“神殿”。它们利用网络，宣扬异端邪说，发展信徒，对抗现实社会，开展跨国活动。因此，遏制邪教势力蔓延，防止邪教危害社会，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任务。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应广泛建立多种渠道，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互通动态信息，借鉴成功经验，携手铲除人类社会的毒瘤——邪教。（来源：《论邪教——首届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0年）
编辑：暄暄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