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我被气功潮裹挟，得以认知伪气功，2001年，我申领北京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历史邪教研究》，2007年，出版项目成果《中国邪教史》。
第一部分：从伪气功到邪教
1986年，我在东北一家高校读研究生，那时候实行晨练，不是现在晚饭后才跑出来的广场舞，男男女女一大帮。晨练主要就是跑步，我在跑步时，路边时常有一群姑娘闪过，那些姑娘看上去很健康，可她们的表现，实在太不健康，嘴斜眼歪，还淌着口水，全身都在颤抖，如玉山之将倾，随时都可能倒下去。最神奇的是，我从来没见过她们中间有人曾经倒下过，这是我很长时间不敢质疑这个现象的原因。我潜意识认定这不是一群正常的人，当时有我这样意识的肯定不在少数，所以后来“特异功能”形成潮流，认同的多，质疑的少。做这种奇妙运动的人很鄙视我们这些跑步的，他们说自己从事的才是真运动，他们在发扬传统文化。跑步运动源自西方，洋人的东西，必须鄙视。什么事情，冠以“传统”，立刻高大上，如果再提升一点，说它“传统文化”，就神圣不可质疑。这种怪异的运动就开始了自己的神奇之旅，它借用传统文化包装，其实贩卖怪力乱神。
这种近似疟疾“打摆子”的运动，有一个颇有道教色彩的名号：鹤翔庄。这个名号模仿华佗派的“五禽戏”，但比五禽戏更美丽、更意味深长，因为鹤象征长寿。人们参与鹤翔庄以及其后的一切运动的人们，长寿是第一考量。因为鹤翔庄太离奇，它的名号就特别响亮。如果有互联网的话，鹤翔庄一定是当年的流量之王，天天占据热搜榜单第一名的位置。
练功者说气功是传统文化，气功确实很“传统”，它有自己的大名，叫“导引”，导引之下，小名才叫“鹤翔庄”。导引，简单说就是人的主观意识引导气流在身体内部运行，哲学表述，就是主观意识决定客观物质的运动状态。五六十年代崇尚实用，气在身体运行等于在做无用功，如果能做点具体的事情，才有意义，于是就叫它“气功”。气功名号的美誉度远超过从前的导引，导引太小众，练习导引，需要很专业很玄奥的知识，还有很繁琐的运行方法，是“修炼”，气功则不然，它普及、大众，是“练习”。导引修炼需要大量的金钱和专业的时间，是“专业”时间，不是“专门”时间，就是说，要修炼，就必须按部就班行目的性单一地修炼，不能干别的，所以，人民大众对导引敬而远之。而气功极为亲民，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时间，都可以练气功，效果却跟导引相同。有了这个廉价的设定，气功很快全民普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气功是绝对民间第一话语，鹤翔庄开始，中国发生浩大的气功潮，气功潮热到什么程度，借用李成儒的话：“你要是不练气功，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鹤翔庄这套气功功法的编制人是赵金香，他编制的鹤翔庄气功基本遵循导引的路数，宗旨在“调理”，有调心、调息、调形的效果，但这种老实本分的气功很快被更有实力的“郭林气功”超越了，郭林气功更强调立竿见影的功效，核心是治病，医院能治的病它也能治，医院不能治的病比如癌症，它更能治，开列癌病名单三十种，都被郭林的气功攻克了，因此自我认定为“国宝”。郭林还秉持国宝不离祖国的理念，依然放弃了赴美签证，一心一意为中国人民能解除病痛，人们不能理解，既然不出国，费大力气申请下来签证是什么意思。这时候的气功，已经有了走火入魔的征兆，赵金香的“调心”，强调练功者的修德敬业，郭林的气功，与后来的特异功能相去已经不远。
郭林之后，气功进入玄虚态，二十世纪的几尊大师终于闪亮登场：张志祥、田瑞生、张宏堡、李洪志。
研究生毕业，我在东北一座城市教书，这座城市正流行“元极功”，这一年我正式接触气功，是被动的，间接地接触：我们系主任是一个元极功学员。这时的气功练习与鹤翔庄时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第一，个体修炼改为集体练功；第二，练功时间由早饭前改为晚饭后。系主任和我住同一栋楼，每天下午六点半，主任准时准点奔公园，参加集体练功。我好奇盯梢，紧跟主任不放松，五十多岁的半大老人，我需要小跑才能跟上他，而他一心一意都在元极功，一点没注意到身后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我。在公园，主任和他的那一大帮“同学”，随着“元极音乐”翩翩起舞，音乐和舞姿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前、在耳边，因为它太魔性了。从前我没见过他跳舞，更别说当众跳舞。我问主任练元极功的效果，他很兴奋：“神清气爽，精神百倍！”百倍是夸张，主任比从前确实精神得多，这是事实。从前他总是精神萎靡，凡事打不起精神，自从练了元极功，他的腰板挺直，两眼炯炯有神，连声音都洪亮了许多，练气功能强身，能健体，能消除疾病，原来所传非虚，因此对气功顿生好感，我认为，气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广播体操，根据主任对元极功的“练后感”，它比广播体操效果好许多。
健康和疾病，气功紧紧抓住当代人生存的两大命门。元极功之后的所有气功，都遵循这个路线。气功大都走向宗教，转为心灵修炼，即使这样，也还是健康和疾病两把开山大斧，只是后期练习者关注点由身体健康转为心理健康，他们的专用词叫“心灵健康”。主任说的“神清气爽，精神百倍”，虽然夸张过度，却也是符合事实，运动之后，不管是什么运动，长跑还是举重游泳，都会有运动后兴奋现象，经常运动，身体健康状况肯定会改善，鲁迅说过，伸伸胳膊踢踢腿，对健康总是有效验的。元极功的运动加上气功的心理暗示，效验自然显著。如果气功仅仅有病祛病，无病强身，就不至于那么疯狂，往后的许诺就叫人不能不疯狂：长命百岁。气功的业务目标分两层，近期是身体健康，消除疾病，远期是长命百岁，实现万寿无疆。气功练习者得到的暗示、明示，都是正能量，身体健康了，疾病消除了，长寿还能远吗？健康长寿，长寿总是跟着健康的。长寿不长寿是将来的事，身体健康却是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等等。
再进一步接触，我就发现元极功获众的秘密并非健康长寿这个“小目标”，它还有更宏大的目标向信众招手。主任是元极功在这座城市的代表，多次去湖北莲花山“朝圣”，朝圣归来，就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向我们描述朝圣莲花山的情景，我重新感受到鹤翔庄时候的压抑与担忧。他说，师父说了，元极功更高层次是修炼，修炼到较高层次是透视，透视精神和物质，透视世间的一切。这明显已经进入巫术的世界。主任感动于莲花山朝拜人群的虔诚：“从山脚下开始，满山都是跪拜的元极功学员！”这又比巫术严重了许多，明明是狂热的民间宗教。而我从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像元极功这样成规模的民间宗教，总要潜藏着一些危险。与此同时，中功、香功、法轮功等集约式活跃于中国各地，他们都以气功为名，都有各自的奇幻手段，气功运动进入光怪陆离的时期。
人们就这样走完了80年代。1991年，我在四川读学位，这是气功最兴盛的时段，这时的气功已经分门别派，主要是关内派和东北派。东北派气功有浓厚的萨满宗教的内容，在气功中努力掺进巫术，其实不用特意掺入，这一派的气功的底子就是巫术，以气功作外包装而已，而他们所谓的“气功”，也不过抓取太极的一些招式拼凑得七七八八。东北派气功代表人物是张宏堡和他的“中功”，全名“中华养生益智功”，用“中华”作大旗，显出张宏堡的气功之外的野心，其实早年鹤翔庄也冠以你“中国”二字，以显示自己高大上。张宏堡是80年代气功师中最早表现政治野心的。张宏堡之前，东北还有张宝胜和张小平，三张分别代表东北气功师的三个主攻方向：张宏堡代表现代巫术，张小平代表民间神怪，张宝胜代表特异功能。这三家气功的每一家都能在中国呼风唤雨，“三张”不但在东北掀起强烈的巫术风，他们还分别在关里建立自己的据点，张宏堡在西安、成都，张小平、张宝胜在北京，北京有关方面还特别为张宝胜组建一个特异功能研究所。一个民间玩戏法的，竟然登堂入室，跻身于国家特种机构。某国家级大报派出女记者，贴身跟随采访张小平。有三张的榜样作用，东北的气功师如雨后春笋，宋国臣创造一种功法叫“砖功”，双手举起砖块，功法就是这样简单，这么狂放，荒诞到不可思议，但是练“砖功”的人寻日之间竟然也达到几十万。王力平开办气功诊所，一位年轻妈妈带儿子来诊所治病，那孩子严重脑瘫，各大医院均表示无能为力，王力平扇了小孩几个嘴巴，说：“你回去吧，已经痊愈了。”这位男巫婆后来在浙江金华找到落脚点，开办“黄大仙祖宫老子学院”，把东北“黄鼠狼文化”在东南发扬光大。就在“三张”席卷东北的时候，法轮功借势悄然登场。
1999年，国家民政部清理“中功”等伪气功，对“伪气功”作出评判标准，这些标准最核心点是：气功练身，伪气功修心。练身的各种功法，其实大同小异，各家各派对修心却各有心得，关键就在谁能获得更多的信众，“得众”之后，把他们转化为彻底的信徒。更彻底地。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不但在东北气功界最善于得众，在全国，这个气功的后起之秀也是得众的冠军。法轮功不但善于得众，更善于把信众转化为信徒。李洪志洞悉这些练功者的心理，经过多年气功运动的自然淘汰，跟风和好奇者渐渐回归原来的生活轨道，目前仍然坚持修炼气功的人们，多数属于容易被蛊惑的一类人，心理学定义为“易感人群”。易感人群是社会变故发生的主要力量，容易接受鼓动宣传，越是偏激的言论，越是异端邪说，越能俘获这一类人。李洪志在这个特殊人群中制造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后来更直接表述为“法轮大法”，成功的几率由是大增。
与东北派气功相比，关内派气功更关注学术和技术，讲究气功功法的细节，有严新、张志祥和田瑞生三个代表人物。田瑞生创编“香功”，香功的基础是清代的闻香教，“教”这个称呼不时兴，还比较敏感，而且闻香教是明清两代钦定的邪教组织，名声不佳，于是田瑞生改“教”为“功”。闻香教的名称又有讲究。皮匠王森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救下一只狐狸，狐狸咬下自己的尾巴答谢王森，王森据此创办闻香教，闻香，就是闻狐狸尾巴的香气。香功扩大了香气的范围，成为广谱的香，练功者身上练出香气，这是很高雅的事情，知识分子自视清高，这么高雅的香功在知识分子中美誉度很高。元极功的基础是北方金国的元极道，张志祥自称有家传，从母亲继承了元极道，同样为了避讳“道”，改称“元极功”。张志祥从民间戏曲中获得灵感，说现在国家需要气功，特别需要元极功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于是决定违背祖训，“出山”匡扶正义。张志祥的遥远的师祖师傅叮嘱他永远都不要出山：天下愚蠢的人太多，不会相信你，你自己享受这个气功的好处就可以了，别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但是张志祥心怀天下苍生，“毅然”决定违背祖师傅的教诲，把元极功传布全天下。田瑞生略有不同，他说自己的嫡亲师傅告诉他，五十年后运道当至，你要整装出山。那些年出山的气功师，不论关内的还是东北的，都用这样的铺垫神化自己，充溢着浓厚的民间传说和“民科”气息。当前网络上的各种“小作文”，就是当年这些大师出山故事的嫡传。
“严新气功”的学术性更强，早在1986年，他就进入在清华大学，进行“远距离外气传输”实验，这个实验非常重要，实验的设定内容是：试验样品放置在距离北京二千公里的深圳，严新在清华大学实验室释放外气，使深圳实验室的样品发生位移。这就相当于严新和他的样本分别是两个量子，移动量子甲严新，深圳的量子乙实验样本也跟着发生同样的位移。原来严新和清华大学在做最尖端的“量子纠缠”实验。三十年后，有人为严新鸣不平，说他的实验如果进行下去，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理由非常充分：量子纠缠现象，国外科学家已经证实，但仍然是现象，纠缠的动力是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全都茫然无所知。纠缠的原因和动力还停留在假说阶段，甚至说它是“假说”都是冒进，事实上还无人提出关于量子纠缠原动力的假说。与以往其他科学结论出现之前一样，对于科学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习惯把它纳入神学，因为“神的安排”是最简约且万能的结论。如果有人发现并证实量子纠缠的推动力或者原动力，发现量子纠缠的那只手，他一定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严新，在很早很早以前，已经证明了量子纠缠，并且证实了发生纠缠的那只手——气功！气功师严新在北京施放外气，外气以超光速推动了深圳实验室的样本即另一个量子。对中国这样一个特别注重爱国仪式感的国度，这就意味着我国科学技术已经在科学的最先列，最尖端。他们的意思，这是一个逻辑闭环，一个可行性非常大的论证及证实路径，在即将震撼世界科学界的时刻，被反邪教这帮家伙粗暴地破坏了。反邪教人士强调，科学实验一要双盲，二能重复，严新的所谓“实验”，这两者都做不到，凭他自己说已经能纠缠了，不能确认他和另外一个量子真的纠缠了。
声称严新最先发现量子纠缠现象，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欺世盗名。梳理量子纠缠解说和有关实验的线索，有关严新最先进行量子纠缠实验的谎言不攻自破。严新实验是1986年，美国物理学家约翰·霍金斯和罗伯特·费米的量子纠缠实验论文发表于1982年，严新实验很可能来自费米实验的启发，至少，严新不是首创。而且严新的实验不合乎科学规范，不是严肃的正轨的实验，因为后来清华大学已经出面否定与严新的合作。不过严新凭一己之力，在形式上把气功与实证科学相关联，比东北派保留更多原始巫术形式的气功显得严肃些。
外行说科学，叫幻想，而幻想能够变为现实，一定是通过科学的途径。1978年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演讲》说：“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是现代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完成了这些由虚到实的转变，而不是制造这些幻想的许仲林等小说家。郭沫若这段话当时很有振奋国人的作用，激发人们为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努力读书、工作，但后来“民科”也拿这段话批评反伪科学反邪教的人们：谁定义你们的科学才是科学，我们的科学不是科学？伪科学和“民科”习惯于这样的狡辩，因为他们无知，所以无畏，而民众缺乏识别伪科学的能力，往往为伪科学及伪科学的“民科”鼓吹呼吁。
央视《非你莫属》节目播出一个很精彩的电视桥段，张绍刚方舟子质疑伪科学性质的民科，这位民科自称要用“引力波”制造飞碟，他在小黑板上书写了许多公式，还有飞碟的设计构造图。然后他说，这些完成了，就实现人类的长生不老。这位民科只有小学学历，那些公式他自己也不会完整叙述，主要是“引力波、飞碟、长生不老”这三个关键词毫无关联。这位民科具有民科们的共同习性：志大才疏、信口开河。节目播出五年后，美国科学家因发现引力波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国网民愤怒指责张绍刚方舟子等扼杀了中国的诺贝尔奖，说最先提出引力波概念的是这位中国民科。这项指责重复严新实验闹剧，将本末倒置。民科是从“蓝猫淘气三千问”的幼儿科普节目里知道“引力波”这个名词的，民科对新事物普遍好奇，看名字就以为自己懂了，所以坦然拿来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体系一片混乱，把初中物理的一些名词重新堆砌，加速系、物质波、引力波等等。在大众传播时代，这样人云亦云、百犬吠声的情况经常发生，云的吠的都很坚定，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样子。引力波是科学假说，引力波可能存在，但发现或证实它存在的，一定是科学素养深厚的学者，而不是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民科，量子纠缠可能得到科学证实，但证实它们的一定是科学家，不可能是严新这样的江湖术士，尽管严新很努力。王小波说过，人体的无线传输有可能实现，但实现人体无线传输的，绝不是那些只会读封建迷信邪门书的人，这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不专业的人做不了专业的事。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有一套很幼稚的辩护词，说者振振有词，听者只好无语凝噎：“扁鹊华佗有医生执照吗？”“张衡读过大学吗？”古代如果有行医执照，扁鹊华佗一定最先申领到，因为他们医术精湛；东汉如果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衡一定是两校物理学院的优等生，年年获得一等奖学金。
关内派的香功，很受知识人的喜爱，我在四川读书时本校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开宗明义第一课，就是给学生讲香功，临下课还特别叮嘱：“跟我做学问，学问做得好不好，甚至做不做，都不要紧，但研究生三年，你的香功必须练成！”他这么推崇香功，是因为香功推出一套书，书名是《千位高知话香功》，计划出五部，第一部收二百名教授、工程师、局长等社会头面人物演讲自己学习香功的心得体会，大都神乎其神，这样一本只有主观意向的书，把我们这位博导彻底征服了。他不在这二百人里面，大概想挤进第二部，才这么卖力气。这一对师生的故事没有后续，那位研究生是否完成了香功的进修，我没有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件事充分说明当时在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确实笼罩着浓厚的巫术气息，巫术已经侵入进入科学，登堂入室。
东北派气功和关内派气功的相同处更多于分歧，两者的共同祖师是“导引”。导引很方便把信众带进玄虚，经过导引筛选之后的信众，师傅们不由得感慨万千：“太方便啦！”他的意思，这些人使用起来太方便了。严新公开承认气功就是古代的导引，并不在意导引名声不佳。经过导引的加持，巫术气功获得了时代的话语权，到1993年，以气功名义活跃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巫术达二百多家，说它们是现代巫术，根据是气功师把一些特别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他们作伪制造的假象，一律称之为“气功”，气功越来越玄虚通灵，已经等同于神灵，比如严新说练气功可以使人的寿命变得很长很长很长，差不多就是长生不老；张宏堡说练气功可以白日飞升，灵魂带着躯壳飞跃穿梭于仙凡两界；张志祥说练气功可以透视地球，俯瞰宇宙……这些伪科学气息扑面的当代气功，却有浓厚的旧时代的气息。近几年，许多地方在表演寸拳断砖，而且越爱越玄虚，不可思议，隔着豆腐断砖、悬空断三块砖五块转、手撕砖。目前这些高功夫大师还没有为自己的“绝活”冠名，我非常担心这些大师宣布他们在使用外气，那样的话，四十年臭名昭著的伪气功又完成了一场循环。既然臭名昭著，怎么还能循环？因为，“东海有逐臭之夫”。
就在气功活动的最高峰时，我在北京的一家高校教书，这时候的气功走向发生微妙的变化，已经盛极而衰，标志是张宏堡和他的中功极度膨胀，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张宏堡被迫本人隐身，遥控指挥他那庞大的中功组织。张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正在被跟踪，他为此颇为得意，因为他的中功事业不但不受干扰，反而出现跃进式的发展，全国气功界对此安之若素，各大门派的事业蓬勃向上，气功势头越发猛烈。
李洪志为人很精明，既有东北气功师普遍能言善辩、颠倒黑白的口才，更有审时度势独到的眼光，他本人对气功兴趣寡淡，从未正式接触过，是气功界的“小白”，因为气功风头正盛，他投机搭上顺风车。他从张宏堡的隐身嗅到危险的气息，但是气功如日中天，他没理由不利用气功这个现成的工具。因为他很精明，知道气功是巫术，而巫术气功的意念说很容易演变为宗教。如果气功停留在巫术，不会有很广阔的前途，因为巫术很容易被拆穿，但要否定宗教却很艰难，也就是说，宗教才是很有前途的事业，当然，李洪志意念中的宗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只有横逸斜出，他才能上下其手。李洪志第一步，把自己的气功命名为“法轮功”，借用佛教术语“法轮”，让自己的所谓“功法”直接与佛发生关联，虚化气功内容。所以法轮功创立之初，李洪志就多次声明他的气功不给人治病。不治病，练气功有啥用处？所以他有第二步，提出一个新词：上层次。这是明确的宗教思想。李洪志对气功的研究不如张宏堡深刻，他不知道气功的概念和基本术语源自道教，他的精明弥补了这道短板，他在泰国的旅游经历，发现佛教也有类似气功的修行方式，这是他创建“法轮功”的理论基础。第三步，就是清除宗教痕迹，参与国家政治，把自己的组织改造为“反对党”。李洪志1992年出山，1996年抛弃“功”，标志它的组织不是气功，抛弃“功”，表明他要与道教切割，而且他原初也没有打算在道教中行走，只是他自称“功”，人们就它把与道教系统归类。切割之后，他的组织名称改为“法轮大法”，完成从“功”到“教”的大跃进，四年完成体系变革。1998年和1999年，李洪志和他的组织完成第二次变革，再度切割，完成从民间组织向政治团体的又一次跃进。回看法轮功，李洪志先是说自己的组织是气功，赌咒发誓说法轮功不是宗教；然后说法轮功不是气功，是法，真善忍，总之，是宗教了；再然后，说法轮大法不是宗教，是解体党文化的群众组织，从此连“法轮大法”名号也不常使用，法轮功媒体一事一议，就事论事，俨然可以随时上台执政的政治组织。当前的法轮功组织，不但“法轮功”被雪藏，“法轮大法”也只有在追述从前时才使用，给公众的印象，已经在迫不及待地“去邪教化”，开始以正常社会人的面目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评头品足，李洪志把自己装饰为一个政治家，这正是他创建法轮功这个气功组织的初衷。
李洪志的法轮功是80年代气功和90年代邪教的合体，因为李洪志后起，竟成为当代中国邪教的集大成者。中国邪教分别寄生于道教、佛教和基督教，80年代的中国大陆的气功全部属于道教系统，其中大多数都有邪教的嫌疑，因为它们崇拜师傅，人为制造教主，把师傅叫师父，对师父顶礼膜拜，倾囊送礼。但它们只是嫌疑，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邪教，因为他们还不干预社会其他人的工作和生活，这些气功修炼者的目的单一：祛病健身，长生不老，如果可能的话，加一项升官发财。它们很邪，但还没有发育为邪教。
北大教授张维迎说：“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宗教律己，邪教律人；宗教拜神，邪教拜人。” 按照这个标志，80年代二百多种气功大多不能认定为邪教，或者只是一半成分的邪教。不过有的气功走得更远，在学术上可以称它们是“准邪教”，本文上述几种气功，大都属于准邪教，比如张宏堡中功。中功具有邪教的全部要素，法轮功兼取佛道两家，理论还夹杂着现代科学的内容，更为引人注目的，它还有基督教普世的见解，比如它的真善忍，佛教提倡真和善，儒家强调真善美，“忍”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李洪志采取宗教的若干语词和概念，进行曲解和改造，增加迷惑性，扩大受众面，这是其他几种“准邪教”不具备的，所以法轮功是邪教，而且是当代邪教的成熟样本。
法轮功信徒有两个表现，第一，拜人不拜神；第二，律人不律己。法轮功信徒言必称师父，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李洪志至高无上，如果问他们法轮是什么，他们几乎百分百都说法轮就是大法，那么大法是什么，他们又说大法就是法轮，几乎没有一个信徒告诉你法轮是佛教的护法物。佛教的法轮既是实体，也是意念。法轮功信徒强行夺取佛教的“法轮”一词，让它归李洪志一人所有。法轮功信徒对师父信服崇拜，师父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就千里奔走，制造群体优势，压迫民众，压迫社会；师父说要提高层次，“舍得放下自己的身体”，他们就剖腹上吊，集体自焚，只认师父不认神。至于律人律己，早期气功是个体行为，鹤翔庄练功都是独立的个人，在公园和马路边摇摇欲坠，严新的带功报告开始主张集体发功，东北籍气功师把群众集体练功推向极致，于是全国到处都是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张宏堡说：“想笑你就笑，想哭你就哭，不要压抑自己，我给你发的功，你接收了，你好我也好，你不接受，抵制，我难受，你更难受！”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于是全场嚎啕。这就是著名的场地效应。场地效应是气功师成功的关键，气功师大都精于此道。李洪志的口才在东北气功师中也属于上乘，他不但善于煽动，更善于说大话满话，使人对他的话不敢质疑，即使明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比如李洪志有一段离经叛道的谎话大话，他说：“什么都是我创造的，包括我的父母，也是我创造的！”这话由正常人说出来，会叫人手足无措，忘记自身在何处，但李洪志说得这么肯定，听众会主动给他圆谎：“是啊，师父创造了万物，父母也是万物之一物，自然是师父创造的。”其实李洪志大话谎话说得冒尖，来不及收，信口胡说，可是既然说出口，就得坚持，胡说也得变成经义，于是他的谎话就有了坚定的感叹号：“我的父母也是我创造的！”李洪志的神性经过他自己的吹嘘，再经过信徒的痴迷维护。终于确定不转移。
法轮功邪教的第二个表现：律人不律己。他们岂止律人，他们是害人。1999年法轮功被取缔之前，坊间就不断传出法轮功信徒害人害己、杀人自杀的极端事例，这类事例此起彼伏，因为事件过于恶劣，不用借助大众传媒，就能迅速传播开去，社会为之震惊，民间各种声音，要求取缔法轮功。我所在大学的科研处长抱怨道：“法轮功害死多少人了，国家也不出来管一管。”他没有统计数字，但他看到了这个危险的现象。这种情况，李洪志应该有所收敛，清理自己的组织，但这时李洪志的心态已经转移，他把自己“升格”为教主，教主有更高的格局，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于普通民众。李洪志认为，自杀和杀人，会给组织造成损失，但这些在信徒中只是极少数，死了，对组织的损耗也不明显，相反，有人听从教主的指令，不顾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敢于公开行凶杀人，说明李洪志的号召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因为目前没有哪个组织和个人能够指令他人无理由行凶。李洪志此时的心态，很可能对此类报告沾沾自喜，觉得与最高权力的距离又缩短了许多。
练气功会死人，这在鹤翔庄时代就有报告，叫“练功出偏”，表现为“走火入魔”，于是就出现了专门为练功者“纠偏”的师傅，因此还有的气功声明自己的功法不会出偏，所有人都可以放心练。练气功练到“走火入魔”，进入魔道，失去行为判断力，伤人性命的事件就越来越多了。早期法轮功自伤和伤人，是法轮功练习者的个体行为，但因为李洪志以历史上邪教的规格打造法轮功，他的信徒很快就将伤害行为集体化了，具有固定的目标，就是张维迎说的律他表现。法轮功的律他，是迫使他人和社会遵从“法轮大法”制定的规则，对于不遵守的，则施以强力约束。自1996年，法轮功就对不同意见的个人和单位实行集体围攻，被围攻的包括报社、出版社、电视台、法院，以及政府机关。他们要求这些“他人”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只是因为这些个人或单位表达了对法轮功的客观批评。这些批评指出法轮功的一些不遵守法纪法规的现象，言语中性，并没有给定性式的评价比如说它是邪教。即便如此，法轮功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暴跳如雷，于是展开上述围攻。法轮功组织和他的信徒有这两种表现，国家认定他们是邪教，确定无疑义。
第二部分 我为什么写《中国邪教史》
研究历史，面对问题，习惯寻找他们的历史根据，就是发现这些事情的历史相似度。这个过程，局外人看着有趣，但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们，感受最多的，却是恐慌恐惧，比如气功泛滥这个现象。
在中国历史中，邪教发生、邪教动乱和暴乱的频率很高，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邪教发育，制造或大或小的祸乱，邪教的名称变异，而内核不改。1980年代全民大练气功，这种全民被巫术迷惑的现象，历史上不但曾经发生过，而且多次发生，反复发生。由此引发社会动乱，也多次发生、反复发生。因为人们被一种学说一种现象迷惑，为它出生入死，这是人们的心理常态，练功者有自己的组织，形成集团优势，就可能视社会规则为障碍，试图摆脱这个障碍。组织越庞大，这种挣脱约束的倾向越强烈，产生的张力越强大。从1996年的法轮功的行动，我看到了令国人恐惧的义和团，法轮功不可一世的风头，就是当代的义和团。义和团之前，一贯道，再往前的闻香教、白莲教，追溯到张角的黄巾动乱。张角也是发放药品给人治病，也是根据《太平清领书》指导信徒修炼大道即“气功”，也是聚合群众意图取代中央政府即东汉朝廷。原来法轮功与二千年前的“太平道”一脉相承。中间各种“教”，各种“道”，各种“门”，种种异端邪说，充斥于历史的各个阶段。法轮功就是这个历史的延续，它就是当代的太平道、白莲教和义和团，对社会的危险程度也相当。
写作《中国邪教史》，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区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邪教暴乱。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这种起义活动可以遏制国家权力对农民的欺凌盘剥，秦始皇帝和二世皇帝搜刮天下以供一人，阿房宫、始皇陵、长城等浩大工程，虚耗天下财富大半，如果不是陈涉起义，秦朝廷还会出台更扰民、更害民的措施。但是，与陈涉一样反抗中央政府的，不一定都是民众起义，军阀土豪邪教主图谋国家权力的反政府暴动，也屡见不鲜。张角、孙恩、法庆、方腊、王聪儿、洪秀全等，各挟私利以网罗民众，掀动暴乱，涂炭生灵。邪教造反破坏社会秩序，阻碍历史进程，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些教科书对此不加分别，笼统称之为“农民起义”。教科书一般的论述模式是：某某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起义胜利成果虽然被封建统治阶级窃取，但新的政权汲取教训，对农民的欺压有所缓解，减轻赋税徭役，鼓励民众发展生产，休养生息。这种八股文式的表述因果倒置，读来如骨鲠在喉。战争结束，赋税徭役自然减轻，生产自然恢复，与战争是否是农民起义无关。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已经改变这种一刀切的理论表述，开始甄别农民起义，学者正视农民战争的复杂性，不再笼统称之为“农民起义”。潘旭澜《太平杂说》全面评析太平天国，揭示它的真面目。马克思在《中国事件》一文中说太平天国：“它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新的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制造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说它只有破坏，没有一丝建设的成分。邹容在《革命军》里说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为国民添祸乱。”他跟马克思说太平天国的意见一致。早在建国初期，就有学者抛弃教条主义的观念，为某些所谓“农民起义”重新定性。关于孙恩卢循发动的反东晋政权的战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直言是邪教暴乱、邪教造反，属于历史的负面。
我写的《中国邪教史》，就是中国邪教的作乱史，在研究中国邪教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的历史规律：邪教如果成规模，必定发生武装暴乱。从东汉太平道黄巾作乱到明清白莲教长期大动乱，邪教反社会暴力活动从未停止，即使在南宋相对平稳的时代，仍然有钟相杨幺发动的摩尼教造反，而摩尼教在北宋时期就曾经制造残害江南数十州的方腊武装暴乱。
写史为了说今，我详细论说历史上的邪教和邪教暴乱，目的在于告诉读者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第一，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大规模邪教造反、邪教暴乱；第二，当代的邪教大概率会步历史邪教的后尘——如果时机对他们有利的话。这部书的意义，在于发现古今邪教的共同点，等于为公众设立一座“警示钟”。
当代邪教与历史发生的邪教，有四个方面的共同点。
一、利用民众的健康愿望
邪教造反，首先要有群众支持、参与，东汉时期河北闹瘟疫，张角三兄弟用大锅煮药水，免费治病救人，这就是布下了恩德，喝了他的药，有喝完就死了的，有过几天才死的，也有一直不死活下来的，活下来的就对张角的药感恩戴德，称赞是“神药！”口耳相传，张角就有了号召力，张角的施药只是一个聚拢人的起初手段，他终极目标是利用聚拢的群众造反，推翻洛阳的皇权，自己当皇帝。他引导召集来的群众根据《太平清领书》练习“导引”即气功。张角的气功，跟80年代的气功相似，都是意念为王，千奇百怪的思想在他的意念中左突右冲，把信众的思想搞乱，进行“洗脑”。信众被洗脑，转变为“信徒”，信徒对教主完全信服，对张角唯命是从，这时候的信众没有自己的思想，更不具备判断力，张角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天，就是张角，根据《太平清领书》，五行生克，张角正当“黄天”。邪教徒开头目的很简单，你给我治病，我为了健康，可是一旦进入邪教的意识世界，他们的目的就忘记了：我干啥来了？忘了自己为啥而来，甚至连“我干啥来了”这个疑问也不会有，他们完全成为邪教主的工具，凡事不经过大脑，完全听从教主。“大锅熬药”这个桥段，自古至今，绵延不绝，张角发药是否免费，历史记载不详，当代胡万林大锅熬药，不免费，但信众踊跃，死心塌地追随他东跑西颠，同来的和陌生的人们，因为喝了胡万林的药一命呜呼，他们仍然坚信不疑，这与张角放药的效果一样，死者自去死，存者更狂热，这在西方有一个特有的称呼：乌合之众。香功田瑞生在自己的书中说过这种情况，很得意。他在一个学员的背后的衣服上写了“烤鸭”两个字，结果，全场飘荡着北京烤鸭的香气。这样的乌合之众，在教主的带领下，力量会发生爆发式膨胀，类似个体的蚂蚁突变为群体蚂蚁，现在的“蚂蚁团”可以随同教主做任何事情，抢劫或造反，邪教主的智慧转移为蚂蚁团的智慧。
80年代跟着练气功的那一群人，起初大都觉得自己身体有问题，想通过练功实现身体健康，被田瑞生这样气功大师的三件套“祛病、强身、长生不老”洗脑，但他们练着练着就忘记初衷，轻松成为大师的奴隶。正常人都知道围攻中央机关属违法行为，邪教徒却不在乎，因为他们已经失去思考的能力，成为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他们觉得，这件事违法不违法，教主知道就行。如果李洪志在他们的背后写上“造反”两个字，这些人也会立刻拿起枪。清代陕西狄道州的一个邪教主王伏林，虽然是邪教主，但狄道州贫困，王伏林与他的信徒全都很贫困，多年以后这里再发生一宗同样很贫困的邪教，教义的主旨是勤俭节约，每天为可以少吃粮食费心思。贫困的邪教主跟他的信徒们说你们想发财吗？你们想发财，就一定能发财，很可能还要叮嘱一句：“听懂掌声！”王伏林发通知：某月某日，到我这里集中，我给你们发财！原来他会点石成金，许诺那一天把漫山遍野的石块都点成金子，想搬走多少就搬走多少。这一天，除了遍山遍野的石头，更有漫山遍野急切地等着发财的农民，王伏林说：“想发财吗？跟我打县城去！城墙不算高，城里钱没腰！”正常情况，没有点石成金，信徒们会一哄而散，可是他们是邪教徒，当然的乌合之众，教主叫他们打县城，他们就跟着打县城，尽管这些人手里只有棍棒，结果王伏林的邪教徒被官军全部消灭。官军枪杀手无寸铁的村民邪教徒，教徒们木木的谁都不反抗，情景就像《周处除三害》陈桂林枪杀邪教徒，尊者的教徒们从容等待被枪杀，并不恐慌，还唱着歌。季三保许诺加入门徒会，信徒们就不再为每天一日三餐发愁，可是门徒会办得热烈，信徒们饮食并不减少，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如果季三保突发奇想，召集门徒会的信徒说：“宝鸡墙不高，城里钱没腰。”他的信徒大概率会赤手空拳追随他攻打宝鸡市。
二、以巫术道具装神弄鬼
东汉张角是“特异功能”大师，具备超常能力，他吹嘘说自己见到上帝，上帝告诉他，“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能见到别人见不到的人和事，所以他的权威不但在人间，还在天上，因为只有他能上天见到上帝神仙，传达神的旨意。天平天国早期的几位领袖，除了石达开，都有这样的特异功能，进入特异态时，他们能升天向上帝请示各种事情，然后再回到地上，执行上帝的指令。这些领袖把上天的过程详细记录下来，成为一本书，书名《太平天日》。杨秀清是天父，洪秀全是天父的次子，长子耶稣。天父经常下凡，附体杨秀清，杨秀清既然是天父附体，就以天父的身份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叱骂、殴打洪秀全。洪秀全跪伏于天父即杨秀清的脚下，唯唯诺诺。片刻，天父说：“我回天矣。”打一个冷战，标志天父已经离开杨秀清的肉体，不是天父的杨秀清恢复了东王正军师的身份，转身跪伏在天王洪秀全的脚下，询问天王：“天父有何吩咐？”洪秀全把天王即杨秀清刚才的话重复一遍，杨秀清说：“感恩天父劳心下凡……”大家表演得严肃认真，煞有介事。这种特异功能还能平民化，到清朝末年，人人都能获得特异功能，人人跟杨秀清一样获得神灵的加持，加持的方式是神灵亲自下凡，附体于每一个人，这样一来，在编制的神灵不够分配，孙悟空、猪八戒、扈三娘等虚构人物也被派上用场。太平天国是领导集团的具有特异功能，义和团扩大化为群体特异功能，只要团民，人人都能请神上身，形成全民的群体狂欢，原始巫术的大爆发。义和团使北方政权陷于瘫痪，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个专写大气功师的作家纪学统，看到气功师这么受欢迎，也下场组建自己的气功，叫“大佛功”，时间已经是1999年了。四川一个气功师神化自己的出生经历，说他父亲晨练，在门后的一个大青石上睡着了，忽然一声霹雳震天，然后霞光万道，听见屋里一声响亮的啼哭，大气功师刘继能诞生了！张宏堡开讲座，他的形象儒雅，但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气功师之后，他就飘了，开口就骂人：“我在这里，我就是你们的父亲，父亲都是爱自己的儿女们的，我很爱你们！”前排坐着的，都是白发苍苍还在不屈不挠求长生的部长局长处长，大家毕恭毕敬地点头：这话是说到我们心坎里了，听着舒坦！大师中场休息，老干部们以老人超市抢鸡蛋那样的速度冲向讲台，争抢大师的座位，沾沾仙气，抢喝大师茶杯里的剩茶，因为那是仙茶。张宏堡这个例子经常被人演绎，因为它太典型了。张宏堡的地宫挂满他的照片，据说每一幅照片都释放仙气，引导人们成仙，而中功就是引导人带着肉体飞向太空的神功。北京西郊妙峰山举办的一场气功训练班，人人头顶一口铝锅，说是在接收天外飞来的信息。后来人们看到这幅照片都开心嘲笑：那时候的人们真傻！
三、建立全国性的组织
创办邪教的目的在于谋取利益，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中尊者的利益在于夺取信徒的钱财，还有对女信徒的性权利。大陆的邪教还有更高的追求，就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这也成为中国大陆邪教的独特规律，从古到今，几乎每一种成规模的邪教，都要向当权者发声，或者向他要权利，或者直接夺取权力。这是中国大陆邪教和西方式邪教的分歧点，国外某些媒体和政要指责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就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历史，更不了解中国邪教的历史。在美国，邪教可以公开活动，也有自杀和杀人的案例，但他们作恶的顶点，也是自杀和杀人，一旦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官方会对这宗邪教进行全面镇压，包括出动军用飞机，轰炸教主的庄园。因为邪教侵害了他人的“人权”。而对于中国邪教热切关注的国家政权，美国和西方的邪教主普遍不热心，“人民圣殿教”对美国政府极度失望，先是九百多人集体迁移到圭亚那，然后在那里全部服毒自杀，包括教主。如果是中国的邪教主，他会这样说：“反正你们都是要死的人了，发挥你们最后的荣光，替我夺下大美利坚！”有意于政治的，只有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认为自己有十足的把握当选国会参议员，因竞选失败而恼羞成怒，一手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
中国历史上有邪教一百多种，这当然是成规模的，计入历史记录的，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发动过针对官府针对朝廷的政治运动，发动武装暴乱，试图颠覆朝廷取而代之，如张角太平道、孙恩五斗米道、法庆大乘教、洪秀全上帝教。针对地方政权的，如方腊摩尼教、王聪儿白莲教、王伏林圆顿教、刘氏八卦教、王森闻香教，以及现代的一贯道、在理教等。这些邪教全部有自己成规模的组织，名号不一，性质固定：便于指挥，协调一致。民国时期的一贯道，建立的邪教组织尤其夸张，一贯道以坛为单位，中央为总坛，地方有各级分坛，形式近似银行的总行、支行、分行、分理处，有些地方的一贯道分坛竟然挤进政府机关，与县政府合署办公，代替官府发布政令。
80年代的几种成规模的气功也都有全国性的组织，组织架构与国家平行，省市县区街道。研究历史的，都知道这样的组织的极大危险性。这些组织与民主党派和各类协会不同，后者的活动公开，面目清楚，功能单一。气功组织神秘莫测，危险不可估量。中功自称有信众五千万，法轮功说有信众一亿人，人数虽然有夸张，他们的信众不少，却是事实，这些所谓“信众”多是乌合之众，邪教主可以利用他们进行任何气功以外的活动。李洪志的行径充分验证了这样一条历史规律：凡是有规模的邪教组织，一定谋求政治利益和国家权力。
有规模邪教要夺权，没有规模的邪教，也不妨碍它们的野心无限膨胀。清代的八卦教组织，与其他邪教建立与政府平行的组织不同，它采取八卦管八方的形式，其实质相同，涵盖全中国，北京位于北方，归坎卦教管，所以1900年义和团进北京，都自称坎卦教。八卦教在清嘉庆朝曾发动一次不成功的造反，给清朝廷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嘉庆皇帝还为此向天下发布“罪己诏”。八卦教先造舆论，说“要想白面贱，除非林清做了殿”，贱，价格便宜，坐殿，登基当皇帝。具体做法是，几十个八卦教徒攻进皇宫，准备推举林清坐上金銮殿。这个时段嘉庆皇帝正在热河度假，不在京城，不然这伙暴民很可能杀了皇帝，当天就簇拥林清登基称帝，实现改朝换代。原来一个规模不很大的邪教组织，也能掀起滔天巨浪，甚至可能掀翻清朝廷这艘大船。1999年法轮功围攻中南海，历史学者很容易联想起八卦教这次荒唐的政变。八卦教之坎卦教如此，何况中功、法轮功这样庞大的准邪教和邪教组织。
四、在政府中寻求代理人
邪教的一个反差特别突出，突出得令人惊讶，就是邪教主极为精明，而邪教徒普遍极为愚蠢。邪教徒，可比拟有体温的僵尸，跟他们讲道理，好比对死牛弹琴。招远那几个施暴杀人的全能神邪教徒，正常人认为暴徒因要不到电话号码愤怒而杀人，这是用常人的思维逻辑替他们思考问题了，其实，他们根本不愤怒，他们不怒不喜，没有任何感情，就是行走的僵尸，有体温的僵尸，会说话的僵尸。他们家里的小黑板上写的“虐杀”小狗，虐杀，习惯用词而已，杀狗时他们也不悲不喜不怒。对死刑判决，他们并不恐惧，执行的那一刻，他们也不会有恐惧的情感表现。法轮功信徒王进东广场自焚，被抢救下来，他坚强地坐在地上摆造型，继续等待死亡，这时他身体应该有烧灼的钻心剧痛，但他对死亡的执着抵销了烧灼之痛，可知就在面临死亡的一刹那，他的心仍然平静如水，全能神信徒张帆、张立冬也是如此。阿尔贝·加缪说：“世上最大的罪恶就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即便是一个善良之人都是如此。当善良没有见识的时候，也会和罪恶一样带来同样多的损害。”考察邪教的罪恶历史，会惊讶地发现，王进东、张帆、张立冬这样的邪教徒的罪恶，并不弱于他们追随的邪教主李洪志、赵维山。
与此相反，邪教主一般都是精明的商人，依靠话术赚钱，赚取信徒的奉献，窃取信徒的巨额财产。《周处除三害》的尊者，施展话术，征服他的信徒，他的话令人不得不信服：“一无所有不好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没有意义。”三言两语，有醍醐灌顶的效果，他就是依靠这样的话语，把信徒洗脑成行走的僵尸。台湾邪教“佛教如来宗”的教主妙禅几次宣布自己成佛，成佛的妙禅与另一尊佛妙天打官司，然后再成佛，翻来覆去把自己鼓捣成巨富。大陆的邪教主也都富甲一方，圆顿教王伏林那样穷教主绝无仅有，即使原本穷极无聊，在路边捡烟头的季三保，创立邪教后也坐拥数百万元。他不爱财，但信徒们一定要奉献，他只好笑纳。
聪明的邪教主更善于布局，确定自己的战略，在战术上也取得主动权，占据先手，具体办法就是在政府寻求代理人，最为捷径。张角太平道计划发动颠覆汉朝廷的武装暴动，张角亲自到长安，收买“十常侍”中的两个中常侍做内应，具体做法就是黄巾军进攻长安城时，大太监和他们的人打开城门和皇宫门，助力黄巾军一举拿下长安。十常侍是汉帝国的实际掌权人，所以这个内应是顶级内应。十常侍已经是汉帝国最高级干部，除了皇帝就是他，推翻刘姓皇帝，他自己也当不成皇帝，他做这个内应的动因不明。邪教主孙恩的代理人与张角的代理人一样显赫，是当时的宰相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大将军司马元显。宰相、大将军是邪教的代理人或者同情者，这事实令常人毛骨悚然，东晋朝廷被邪教军摧毁，司马道子父子也被处死，他们的期望落空了，原来只是被人利用。王森闻香教的代理人是明朝皇后宫的王皇后，王森本来姓石，为了攀附王皇后，改名王森，认宗亲。王皇后出面，在皇宫印刷厂为王森印制经书，经书非常精美，在邪教和民间宗教的经书中，王森的经书为天下一绝。王森在河北滦县建造邪教之都，都城金碧辉煌，俨然又一个皇宫。闻香教曾派人赴辽东向多尔衮请求为覆灭明朝做内应。小组织八卦教也能在皇宫找到自己的代理人，跟太平道张角的内应一样，仍然是几个太监，为他们打开宫门。八卦教比太平道运气更好，在太监的帮助下，邪教徒闯进皇宫。八卦教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义和团的代理人是大清国的实际领导人西太后，她下令义和团攻击教堂、大使馆，屠杀洋人和外国游客，以及信洋教的中国人。义和团一时在北京风光无两。
当代邪教的行走路线与古代邪教是一致的，它一定要在官方寻求自己的代理人，中国当代邪教早期形态是气功和特异功能，气功能快速发展，得到某些地方领导人默许是关键，比如××省的主要领导人，他极力支持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当代特异功能始作俑者就在那。特异功能特别得到国家某些单位的支持，单位领导人还专门为超人张宝胜组建一个研究所，把张宝胜奉为国宝。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水变油”丑剧的主要推手，有些人不思悔改，直至今天，哈工大的几位教授仍然在为水变油做辩护，说中国政府扼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法轮功这样庞大的邪教组织，李洪志这样绝顶聪明的邪教主，自然知道寻求代理人的道理，自然知道代理人的层级越高越好，他敢于发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有他的底气支持。法轮功转移到美国继续作恶，完成从气功到邪教再到政治组织的三级跳，完全暴露出反华反政府的真面目。
伪气功被取缔，妖魔鬼怪们沉寂一段时间，这几年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三个现象，可以看做是伪气功的余波，但也可能是巫术邪教再度爆发的先声。第一个，阎芳表演的隔山打牛，虽然阎芳被宗师以破坏太极名誉为由开除师门，但阎芳持续活跃，弟子反倒增多了。第二个，寸拳断砖。第三个，熟鸡蛋返生孵化出鸡子实验，主持人声称是意念的力量。其中第三个完全抄袭八九十年代伪气功和特异功能。如果这些现象是表演，是魔术，应该算一种技术、技艺，谋生的手段，但据我观察，“气功”和“特异功能”一词在他们这里已经呼之欲出，因为这个词大家非常熟悉，用它们解释这些非常规现象特别方便，但也可能使用更新潮的词为它冠名，比如“量子纠缠”“灵修”等等。这些现象如果再度演变为一场运动，肯定是一波新的造神运动，预示着即将发生更严重的社会风波。
在我们这个无神论的国度，可以信神，但不可以造神，任何企图制造新的信仰，创造新的崇拜物，都涉嫌邪教。
（作者：王清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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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