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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拜团体发展现状及其社会心理控制途径的研究(下)
作者:陈青萍  

(一)提升基层防控体系及社会心理支持途径

基层组织是基础性的第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近年,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农村居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变得广阔,人员流动频繁,有的农民逐步演变为工人、商人、小业主等社会阶层,面对不同层次人员,单一工作方法未必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陕西省汉阴县盛良柱总结的“三线两化一平台”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很适用。“三线”以镇党委抓党支部,党支部抓党员,党员联系群众为一条线;以镇人大主席团抓代表小组,代表小组抓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为第二条线;以镇政府指导村委会,村委会抓中心户长,中心户长联系村民为第三条线。“两化”中,一化即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网络按20至30户、70至120人的规模划分;另一化是开展精细化服务,将群众分为平安户(家庭无膜拜成员)、关心户(家庭有前膜拜成员)、监护户(家庭有膜拜成员),党员和村干部实行“热线联系”一对一帮助,户户见面、人人交流。一平台是网络交流平台,让群众有问题及时向组织、干部求助,感到组织关怀就在身边,而不是投向膜拜团体。这种方式扩展了基层组织触角,壮大了队伍,形成了乡、村、户防范体系,使基层防范与治理工作呈现有人管、有人干、干得好的良好局面。

脱邪应该与脱贫工作共进,物质脱贫与精神脱邪结合,解决贫困并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挤压膜拜团体存在的空间,筑牢教育转化的新根基。陕西省汉阴县在2017年实现了30余户涉邪贫困人员脱贫致富,通过办理低保、小额贷款、劳动技能培训等途径,从最现实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入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努力消除“因贫入邪”“因病人邪”和“因愚人邪”等情况。有的地方还建立了“贫困村+富裕村+企业+反邪教协会”“贫困村+帮扶单位+合作社+反邪教协会”等形式的精准扶贫组织,从思想上拔掉“穷根”,鼓励他们采用更加务实的方法挣钱,不去虚幻“钱满贯、粮满仓”的生活。他们在醒悟后说:“占‘神’的便宜那只是一个笑话。”有位女性成员没有经济来源,却迷恋膜拜活动,外出“传教”奔波欠了很多债,导致夫妻关系不和。后来,她参加了县妇联组织的家政培训班,干起了家政,干得有声有色,得到了用户的信任和称赞,顺势成立了一个“家政联谊会”,收入提高了,生活改善了、情绪好转了,家庭矛盾缓解了,也消除了对膜拜团体的依恋。该女性成员愧疚地说:“我以前在虚假中浪费了许多时光,真的是很不值得。”她感恩妇联组织的帮助,“感恩是低社会阶层者更常体验到的情绪,能够促进与社会的亲和性”。因此,教育转化中应给成员提供社会资源和能利用自己能力的机会,以有益于自己和社会的方式实现生存价值。另外,在针对家族式涉邪成员的教育转化中,无论他们是“孤独空虚型”“生活困难型”,还是“愚昧迷信型”,都应该以突破家庭核心权威人物为重点,这样其他人的转变也就顺势而成了。

(二)协会强化协调发展路径并扩展工作效应

中国反邪教协会自2000年成立至今,以协同发展理念和大格局开展反邪教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一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省一市—县一乡一村,以及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反邪教协会组织体系,实现反邪教工作的“全覆盖”和与群众接触的“零距离”;二是协会与各单位优势互补建立了有效的工作协同机制,在高层次统筹兼顾之下推进了各区域协会交流与合作,举办了十五届“西部论坛”和各种培训班,推进了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三是动员了全国各行业专业人员投入此领域工作,开展了各种优势互补、措施一体的技术活动,使工作领域和视野更为开阔,为中国社会治理膜拜问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源和工作经验。同时,挑战持续存在,仍有很大空间有待拓展和加强。

1.构建系统化组织体系

目前全国各省反邪教协会的建制尚不统一,分属于科协、政法委、反邪办、文明办、宣传部的都有,好似“碎片化”管理现象,缺乏整体系统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情绪,这也是每年协会开会时,各省协会干部议论最多的话题。有些机构是天天要用的,有些机构是备而有用的,有些机构和工作不能弱化,以避免遇到突发事件时出现被动而引起一系列后患。

2.强化社会防邪反邪意识

截至目前,中国的邪教概念在国际社会尚未取得一致性看法,甚至在国内也存在一些隐性分歧,认为只是一种新兴宗教而已。从目前的工作情况看,国内事情好办,国外舆论难控,而国外又对国内不断地施加影响。因此,需要在科普化、基础性、广场式工作层面上再抓新的支点,形成一套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防控宣传教育工作模式。

3.扩展社会教育服务效应

概括地说,协会基本任务:一是宏观的社会治理,是以反邪教工作普及与维护社会和谐为目标,由政府主导,协会组织,志愿者参与,将反邪教工作遍及中国城乡每一个地方,每一阶层人员;二是微观的社会治理,协会以各种人才与技能的运作方式为着眼点,将教育转化工作从最初的科普宣传形式深化到技能帮助层次,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并推进防控工作的进展。

4.推广工作技能培训机制

协会充分发挥调动社会资源的功能,推广“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专业人员”工作协作机制,使工作服务供需有效对接并建立长效机制,可依托高等院校、党校、团校等机构建立志愿者培训基地,优化工作队伍结构,在此基础上可采用“菜单式”服务方式,把群众需求与膜拜成员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提高工作针对性和质量水平。

反邪教协会处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现实生活中同各类膜拜团体争夺群众、争夺阵地、争夺政权的斗争之中,是党和政府在反邪斗争中的一个有力工具,具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其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赵建民提出协会工作要抓住四个根本:加强组织建设,夯实协会的“根”;创新宣传方式,坚固协会的“本”;提升研究水平,彰显协会的“魂”;服务中心工作,凝聚协会的“神”。这很有道理。

(三)强化把青少年文化认同内化为国家情感的立场

“文化认同对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都有巨大的作用。对个人而言,文化是个体识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个体识别自我身份和意义边界的坐标,是个体寻求同类和融入群体的标准和依据……它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个人、民族、国家的血脉。”文化认同决定人选择行为的方式,体现了认识觉悟、行为自觉和亲社会的价值导向,它是社会治理中的建设性力量。2019年,香港连续发生“骚乱”事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青少年缺乏“中国认同”的文化坐标,导致中华民族意识不足、国家身份认同分离,因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所构成的个体的心理与思想体系,引导着个人的价值观和日常行为……文化影响个体在多文化情景中的心理调适、文化框架转换和认知加工方式”。膜拜信仰的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之一是文化认同差异。有一年,有关部门在某村子组织反邪教演出,演出中途突然从外面冲进来一伙人,搞“鬼神”把戏的活动,把人都吸引过去了。这说明不良文化的渗透依然存在,文化差异导致了活动方向的不同。

修枝叶千斧,不如修根基一斧,膜拜团体之所以能得到发展和蔓延,原因之一是有“文化土壤”。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才是拒绝膜拜思想的根本要素,健康文化是社会意识的“调和剂”或“强化剂”。因此,每年可以依托妇女节、劳动节、建党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紧扣国家建设发展主题,增强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适时举办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戏剧、小合唱、诗歌朗诵、音乐快板、健身操、体操比赛、反邪教节目等,深化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体验和认识。有一位青少年在看了70周年大型纪录片《新中国》之后,感慨地说:“70年前中国连一台机床都造不起,现在导弹都不在话下了,我没有理由不爱国。”另一位成员说:“要不是70年国家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我家也盖不起小楼”。许多成员在教育之后认识到,20年前,苏联拥有400万红军和数万枚核弹头,却在文化战中被美国所谓的民主与人权打败;20年前,中国开展了反邪教文化工作是维护社会安全的必要举措。一个人中华文化内化的越好,国家情感和社会正面认知的程度就越高,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和谐的立场就越坚定。

(四)社区建立长效心理康复途径以防控成员反复

随着社会发展与转型,自2013年以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分流出来的部分工作转移至社区。“民众对社区的想象和诉求日益向生活经验和情感、价值、意义靠拢。价值转向对社区治理意义深远,促使社区治理宗旨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日常生活,社区治理方式从刚性管制向软性感召转变……社区治理内容从硬件设施转向精神文化生活品质、人际关系、道德伦理,这些内容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凸显。”膜拜成员的心理康复和立场转变具有特殊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系统性,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如果只是短期的“工具性”帮教,投入一定资源很快完成转化任务,效果不好易反复;  “感情性”帮教,入情入理感动内心,效果虽好但不持久;只有“认知性”帮教,从思想觉悟上发生根本性改变,则效果巩固不会反复。这需要有一个长期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而社区对于膜拜成员的长效教育和防控反复具有重要的作用。社区可运用ABC认知疗法引导成员:导致情绪和行为反应的“C”,并不是由事件“A”引起,而是取决于对事件的认知方式“B”,认知方式偏差则产生对膜拜团体的依恋,重建成员正确的认知方式“B”,由此改变错误依恋的立场。同时,社区可联合文化委、体育局、卫生局、宗教局等部门开展丰富的传统文化、中医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爱国文化等活动,让成员心有所依、情有所动,抛弃虚幻的想象,维护伦理、道德、信任、亲情和健康才是真实的需要。当然,“人的存在过程中总是有着多样的价值关切并追寻不同的存在意义”,尊重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行为自由,但不能允许破坏性膜拜团体有活动的自由,不能以信教自由行邪教之实,为社会稳定而约束不适宜行为是必须的,一旦“当特定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为民众的安全和秩序生活所不能容忍,且对行为的禁止特别迫切之时,刑法就会被作为法益保护的必要手段”,如“全能神”的张立冬因杀人、“华藏宗门”的吴泽恒因奸淫都被依法处理了。

(五)网络监管防控境内外不良信息侵害民众心理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4.5%,其中手机网民规模是8.97亿,网民手机上网率达99.3%,微信已成为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削弱或弘扬,国家主权的解构或重构多是以虚拟空间治理效果为基础的,只有提升虚拟空间治理效果,才能使虚拟空间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虚拟空间并不是虚幻的,虚拟空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它是与现实空间有关联的活动,对于现实具有影响和强化的作用。”“中国反邪教”微信公众号在全国政务公众号实力排名中位列前五,利用网络系统的即时性、快捷性、互动性、广泛性的传播优势,强化正面宣传矩阵,借助平台优势及时发布国内外反邪动态,识邪、辩邪的专业知识,粉丝达100余万人。全国现有“反邪”“无邪”“凯风”“正道”“反邪卫士”“雁塔晨钟”等反邪教微信公众号200多个,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甘肃兰州某区、陕西铜川等地都建设了区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反邪教微信宣传平台,并与中央、省、市反邪教微信、微博、头条号进行链接,形成了全覆盖的反邪教新媒体矩阵,但是规模较小,宣传力度和声势还应再大、再强、再广。此处建议,建立部门合作式平台运营机制,多个微信平台联合形成反邪教微信矩阵,共同打造、共同推广,既能丰富平台内容,又能使内容得到及时更新,避免遍地开花、各自为战、单打独斗,战斗力薄弱的现象。另外,在拦截邪教信息传入方面可采取如下措施:①采用专业技术对网站监控和拦截,虚拟空间比现实空间更需要秩序来规范和约束;②增筑防火墙技术,强化网情监控,法律应该对虚拟空间的发展与监控制定严肃对策;③建立对团体非法活动网络匿名举报通道,维护意识形态的正面力量;④建立专家审稿制度进行内容把关。同时,为了提高网站点击率,可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学、心理学等领域内容,增加知识性、文化性、趣味性、可读性、可视性内容,使之成为一个文化学习和修养思想的阵地。加强网络传播与受众的互动才能增强传播效力,要让新媒体在反邪教工作中占领宣传高地,掌握话语权,把握主导权,打好信息仗。

(六)警惕趋势变化以防控社会危情发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按照“前提存在一反应发生—后果产生”规律,树立防患于未然的理念,防范膜拜团体“随时有可能闹事”的危情。膜拜团体风险与传统风险相比的特点是盗窃少、抢劫少,但涉及生命、财产、健康、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威胁他人等人为制造的社会风险很多,如舆论围攻、散布谣言、欺诈钱财、危害健康、淫奸妇女、制造民众心理恐慌等,而且膜拜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则给他人带来财产或生命安全的严重损害,如山东招远事件,一位青年女性在餐馆吃饭时被膜拜成员活活打死。由此可见,为保障绝大多数民众的人身安全,就要严格控制极少数人可能发生的风险行为。在防范思路方面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超前控制法,这是一种前馈控制即超前防控、使工作系统处于备战状态,预见和控制社会风险,主动做出反应与快速预测,通过观察情况、收集信息、分析信息,摸清症结、吃透问题、预测趋势、及时解决,对可能诱发的危险因素、危情易感人群和特定环境进行动态性重点观测,当风险尚未转变为实害结果时预先防控,将可能发生的危情征兆消灭于萌芽状态;二是危情管控法,即让工作系统处于战斗状态,膜拜危情一旦发生,当机立断作出快速反应与干预,从危情源头、危害程度、危害后果、社会影响、处理手段等方面作出评估与解决,即刻启动危情管理机制修复危机冲击,将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尽快将危情状态向良性趋势转化。

(七)制定社会心理康复系统定向与多向干预对策

1.社会心理康复系统干预依据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及其心理机制的科学,是最贴近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科。“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主体是人,治理的对象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治理过程是多元主体的群体决策过程,治理的路径之一是面向人的心理建设。”心理学“是将研究对象定位于具体的个体和群体,通过对其内在心理规律探讨,进而对整个系统中的社会阶层与社会公平状况作出揭示,并且能够从改变人心理与行为的角度出发,探索相关的应对策略”。“心理技术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其主要逻辑就是针对人容易出现的一些非适应性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展开便利性、情境性的干预措施,以达到调节某些群体惯性思维与行为的效果。”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工作“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膜拜问题涉及社会心理问题,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现实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顺应了一部分人的心理需要,单纯运用行政力量是维护社会安全的有力措施,但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愿意接受,暂时被动地接受,抵制或消极应对的结果便是不断反复。攻人先攻心,攻心即治本,由心而治。国外在这方面有经验可借鉴,他们强调心理化、专业化和客观化,将邪教信徒称为膜拜成员,将痴迷者称为心理障碍者或心理功能失调者,将痴迷行为称为过失行为,将转化教育称为心理辅导,将改邪归正者称为前成员,将转化人员称为辅导者。这不仅仅是名称不同,更是一种思维观念的专业客观态度。由此可见,利用心理学理论及其技术实现膜拜问题的社会治理也是有效途径之一。

国际邪教研究协会前主席赫伯特·罗斯戴尔(Herbert L.Rosedal)指出,对待那些加入膜拜组织的成员,应该像对待患有心理疾病和感情受到伤害的病人一样,给予关怀和照顾,而不是让他们自受其咎。膜拜成员游离于社会主流生活之外,心寄膜拜信仰之中,他们有身份困惑、情感纠结、目标找寻、心理冲突、孤独迷茫、彷徨和焦虑等现象,也有割舍不断的情缘和亲缘关系,更有对生存价值和迷失自我的风险担忧。我们研究发现,一个成员脱离膜拜信仰需要2—3年的思考与纠结,其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他们面临四大问题挑战:一是膜拜伤害时间较长致心理健康水平不良;二是缺乏文化知识致认知能力不高;三是缺乏良好家庭环境致人际关系不佳;四是缺乏生存技能致社会适应能力不足。让他们接受转变也是一种挑战,他们需要丢弃已适应的旧观念,转化到需要重新适应的新观念中,这是心理认识和世界观的重大转折,需要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给予支持。心理学提供了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视野和方法,用其原理解释复杂的心理现象,探索行为演变动机,应用心理矫正技术,避免将心理问题混为道德问题。同时对于膜拜成员不仅立足于现在的帮助,更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提供途径和方法。

运用四大心理学流派经典技术制定因人而异的干预方案:①精神分析方法,全面了解成员的心理内部动力和潜意识内容,进行膜拜问题原因探究,澄清问题使其获得领悟并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给予针对性帮助;②行为方法;通过对行为方式的重新设置,疏导其观念以调节各种不良情绪,不断改变膜拜行为并强化建立新行为;③认知方法,采用导之有理、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的认知疗法,改变成员的认知歪曲引起的非适应行为,纠正偏信、偏见、偏执和歪曲事实的观念;④人本方法。强调成员的潜能、价值和自我效能感,营造积极氛围促进成员深化自我认识,让他们看到回归的希望和生存价值,实现正常的现实生活。

2.社会心理康复系统干预具体对策

(1)健康对策:灵活运用心理康复方法

运用心理学探讨膜拜成员思想意识及其行为活动的背景因素,理解他们的体验并帮助他们走出认识误区。方法可采用动机式访谈疗法,提升成员行为改变的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焦点解决短期疗法,挖掘成员内在资源,塑造自我力量以增强心理康复能力;萨提亚家庭疗法,利用家庭的整体观思路,借助家庭力量构建成员的心理康复之道;正念疗法,缓解成员的焦虑情绪,提升自我和谐水平以削弱膜拜行为;叙事疗法,解构成员生活中的消极故事,重建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主题;积极关注技术,激发成员正向价值观和改变立场的内在动力。采用这些方法进行定向的或多向的干预,最终目的是提高成员的心理康复水平,继而改变膜拜行为,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2)认知对策:建立正确合理的认知方式

膜拜成员的不合理信仰及其膜拜行为是非理性认知之结果,矫正认知偏差是主要目标,让其明确偏差的认知方式与目前困境之间的关系,可以假设这样继续下去会怎样,然后直接审视和挑战这种认知方式问题之所在。下面是咨询者与一位年轻成员在认知对策中的一段对话摘录:

咨询者:你说你一有闲空,就去与别人一起“练功”,如果你不与别人一起“练功”,那会怎样?

成员:如果不一起练功,我会感到心不安和孤独。

咨询者:为什么会心不安和孤独呢?

成员:如果不能获得功友喜欢,他们会把我淘汰出圈的。

咨询者:淘汰出圈了会很难受吗?

成员:我需要有一个团体接纳我,感受人际感情,他们对我都很好,比我父母还亲切。

咨询者:你与家人来往不多吗?

成员:不算多吧。

咨询者:怎么不与家人多交流和来往呢?

成员:他们总是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唠唠叨叨的很烦,除了指责,帮不了我什么。

咨询者:假设你得了重病,需要照顾和输血,你认为谁会给你照顾,给你输血?

成员:那当然是家人了。嗯,这样看来,我的认识是有问题的。

上述这段信息提供了该年轻成员所持有的选择性消极注视和情绪推理的认知方式,当他意识到不合理了,再继续因势利导的帮助他改变立场。

(3)社会对策:提升实用的社会适应能力

人的心理健康发展取决于心理结构中是否有一个安全基地,如果所依附的自身能力比较强,就容易解决问题以适应社会生活。由于成员长期陷入膜拜信仰的“虚幻堡垒”中,其认知能力、社会技能、交往能力都滞后于社会形势的发展。社区或咨询等有关机构可以开展知识性、技能性、健身性、娱乐性等活动,同时引导成员思考:我之前在做什么?现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首先界定问题,然后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再检验社会适应的效果。可以采用情景模拟训练,将膜拜成员安排在模拟问题的环境中,由成员扮演解决问题的主体,表露自己出现的各种问题,引导他们一个问题尝试多种方法解决,利用自身经验探索最佳的解决方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疑惑与纠结,安排有关对话以示引导作用,增强成员对问题的深入认识,练习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技能,并在情景模拟中引出未来发展的正性方向。情景模拟训练结束时,让成员自我总结并表达感受,强化成员在模拟中出现的新观念和新行为,以提升和巩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4)联合对策:多元化综合性方法联用

膜拜问题涉及面很广,某一种单独方法不可能开具出全套的干预方案。每种流派及其方法各有特长,比如精神分析疗法帮助挖掘成员加人膜拜团体的心理背景因素然后除因去果;行为疗法帮助找出行为痴迷的条件反射过程而予以重建替代性方法;认知疗法探查并修正不当的认知方式从而改变立场和行为;人本疗法则开发成员的自身潜能以主动改变膜拜信仰及其行为,“各种手段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别,只不过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才有了选择的先后”。针对膜拜成员复杂的世界观转变问题,单一方法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组合成综合性的方法,发挥不同的指导理念与技能特长。联合对策并不是简单的罗列,在干预过程中仍需要突出重点,重视目标,整合资源,优化配置。以下是一位成员对联合对策的反映:

咨询者让我静静地半躺在沙发上,她问我一句话,我回答一段话,40分钟后,她分析了我的成长背景,解释了我当前的感受,宣泄了我的情绪,精神分析为我探究了生活背景与膜拜问题之间的关系。她建议我用健美操代替“练功”行为,我愿意试试看,一个月过去,我发现健美操更适合我,我每天练到微汗而止,练出了体型,练出了兴趣,伴奏的音乐也很陶冶情操,她让我继续强化以巩固新行为。我向她诉说了在单位不被待见,没有人愿意与我相处,人际困惑的苦恼,她让我质疑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与我共同分析,发现我存在任意推断、选择性概括、消极注视等一些不合理的认知方式,又指导我进行了认知修正,这在现实中果然有用。我最感谢的还是她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优点,激发了我的自信心,让我有决心和能力改变自己。

对一个复杂的观念问题运用多种方法联合解决,实现各种方法优点的合力,以确保干预效果的成功。咨询者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应该全程跟踪,确定各种方法的相互性质、适合性、实用性,随时进行调整以求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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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盛良柱:《依托“321”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全民化反邪教工作格局》,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会议交流稿,2018年9月。

②梁国江、袁瑞星、史燕:《新时代农村反邪教扶贫的思考》,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46页。

③田雨馨、伍新春、陈杰灵等:《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概念、评估成因及干预》,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④赵建民:《如何做好新时代反邪教协会工作的思考》,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7页。

⑤佐斌、温芳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年第2期。

⑥佐斌、温芳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年第2期。

⑦李婴玲:《从发展到生活:当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转向》,载《新视野》2019年第5期。

⑧杨国荣:《“事”与人的存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⑨姜涛:《社会风险的刑法调控及其模式改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⑩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载《求是》2019年第6期。

⑪刘达禹:《国家安全视阈下虚拟空间治理的路径选择》,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

⑫蒋增伟、焦明杰:《打造新媒体反邪教矩阵,提升反邪教宣传教育水平》,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239页。

⑬白碧荣、任小卫:《互联网+反邪教宣传模式浅析》,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9年,第380页。

⑭辛自强:《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载《心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1期。

⑮郭永玉、杨沈龙、胡小勇:《理想天平与现实阶梯: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公平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2017年第2期。

⑯White,Ben,“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Mind,Society,and Behavior”,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5,36(4).

⑰胡颖廉、李楠:《社会治理精细化:背景、内涵和路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学习研讨会观点综述》,载《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2期。

⑱中国反邪教协会、美国家庭基金会编:《关爱生命·远离邪教》(内部资料),2004年,第121页。

⑲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来源:《心理学研究膜拜问题学术论文》2021年4月出版)


编辑:亚亚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