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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拜团体发展现状及其社会心理控制途径的研究(上)
作者:陈青萍  

      【摘要】我国开展此领域研究工作20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探清了“健身团体 — 膜拜团体 — 政治团体”的演变过程。目前,随着社会形势变化,膜拜团体在不断变换活动方式,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日益凸显:膜拜思想系统化、强力争夺青少年、农村地区活动明显、国际化跨境活动倾向、恐怖活动现实化、成员反复不断出现等。由此,采取提升基层防 控执行力、构建国家认知立场、建立社区长效康复方式、防范网络不良信息侵害、防控社会危情发生、定向与多向社会心理康复干预等途径以维护社会安全。

【关键词】膜拜团体;发展现状;社会心理控制

本研究所指膜拜团体系破坏性膜拜团体,即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邪教,我国 开展此领域研究工作已有20年,在削弱滋生土壤、膜拜成员教育转化和社会预 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探清了“健身团体—膜拜团体—政治团体”的演变过程。近年,随着社会形势发展,膜拜团体在不断变换活动方式,一些新的问题日益凸显困扰着社会安全。由此,采用资料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心理测量法,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其发展现状、趋势走向、危情预测和防控途径进行剖析和探讨。

一、膜拜团体发展现状与演变态势分析

目前,膜拜团体出现了值得关注的一些发展趋向,分析如下。

(一)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为政治服务

膜拜团体有其独特的思想和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内容必定体现于社会政治行为之中,借宗教之名取政治之实是其主要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就需要把膜拜思想教条化并系统化,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再配以与之相应的行为活动,形成一支足以与政府叫板的力量,“他们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煽动信仰狂热和极端思想,制造不同群体之间的仇视和斗争,并采取极端手段以求摧毁现存的社会秩序,建立神权统治为目的的一种思想和行为体系”。在四川凉山地区破获了一个“门徒会”团体,该团体拟订了一份“政权名单”,上面列着一旦推翻现政权,拟出任从省长到县长各类职务的人员名单。“门徒会”还利用圣经中“七”这个数字的特殊意义,建立了体系严密、层级分明的“七七建制”组织体系。他们在经过一次打击之后,能够快速死灰复燃,很快从其他地区调动人员填补“组织”空白,迅速恢复组织建制,重新建立组织体系。近年,“全能神”的发展胜于其他膜拜团体,据初步统计全国有200万—400万成员,其“西北牧区”有8万人左右,超过2014—2015年的7万人,说明其“后继有人”。“人多力量大”,他们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要推翻“大红龙(中国共产党)”,建立“神的国度”,“被立王”也有一套建立“新天新地新的神国”的纲领。

各神秘膜拜团体都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也不断地对组织体系进行革新,其组织体系内部分级负责、分工明确,上下分属、各司其职,打造了一支体系较为完整的组织队伍。其组织结构的紧密程度和对追随者的控制水平,以及偏差于社会的信仰体系,为其政治服务奠定了基础。膜拜团体所倡导的世界观不能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不能指导人民群众解决现实中的各种困难,更不可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身体健康”“末日避祸”“幸福圆满”等许诺只是为引人加人,他们所倡导的活动变质之后,带给人们的是心身痛苦。事实证明,“在布道宣教的名义掩护、庇护下,利用宗教从事暴力恐怖、分裂国家等极端主义活动就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国外干脆将这一类膜拜团体称为“政治邪教”,“政治邪教主要的分辨方法是看其是否具有独裁体制,也就是其是否具有对批判者或者反对者进行监禁甚至杀害等残忍的压迫性的支配体制”

(二)以农村地区为主要活动基地

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一些边远地区因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发展较慢,社会中下层农村居民存在生活贫困、健康不良和文化生活匮乏等问题,使得“门徒会”“全能神”“观音法门”  “全范围教会”“三班仆人派”“法轮功”等膜拜团体借此进行“捐钱”“治疗”等所谓的“救助”。由此,膜拜团体在西部农村地区活动猖獗,如在陕西省商州区23个乡镇中,大多数乡镇都有上述团体的活动,甚至在偏远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发现了蒙文版的宣传资料,膜拜团体把少数民族群众也列入了拉拢的重点对象。“在破获的一起‘门徒会’渗透案件,涉邪教人员9人,其中44%为回族。一起‘全能神’案件,受裹挟群众60余人,全部为蒙古族。”“全能神”要求成员包村包镇地动员人员加入,拉自己最近的“身边人”进入,由此家族式涉邪现象较多,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夫妻关系被邪教关系取代,夫妻关系变成了以组织关系为主的家庭关系,呈现出非正常的家庭伦理模式,不是以亲情关系为纽带,而是以其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为联系,比如在“全能神”张立东的家庭关系中,女儿张帆是张家的领导,拥有绝对权威,父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她的下属,听从于她的指令。农村的膜拜活动已严重影响到农村生产、生活及社会政治稳定。

分析膜拜团体在农村的发展原因主要如下。

1.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生活贫困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65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9元,农民一旦出现较大的灾难就无力应对。“内蒙古抽取全区12个盟市33个旗县的487个样品点的1.7万人进行情况调查,数据显示76%的涉邪成员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属于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四川某县“对一个重点镇调查显示,全镇有精准贫困户585户,其中涉邪贫困户14户,占贫困户总数的2.39%”。在我们调查的膜拜成员中农村人员占33.3%,家庭经济状况均为一般。农民劳累重、收入低、生活差、疾病多,贫穷弱势积累的后果便是对命运和社会不满,他们竭力寻找一种能将自己命运与某种活动联系的改变方式,“全能神”的“不用搞生产,庄稼不用打药,天父会照看”吸引了无数农民,使之整日陷入“祷告”的幻想之中。可以说,贫困可能成为由正入邪的一个“拐点”或者“诱因”。“当人们生活在一种对前途无依的担忧中,就会迫切需要一种方式来减轻这种担忧,这为膜拜团体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契机。”由此,经济拮据导致愈练愈穷、愈穷愈练的恶性循环也极为普遍。

贫困造成健康状况不良。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每年有近500万30到60岁的人死于慢性疾病,这类过早死亡的85%发生在低收入的人群中。有研究指出:“贫困人口的身体疼痛指数更高,他们的睡眠不好,晚上醒来的次数更多。”在我们调查的膜拜成员中大多患有腰痛、慢性胃病、颈椎病、关节痛等各种病症,而看病难、看病贵使人望而却步,他们认为“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寻求祛病健身的强烈愿望和有病乱投医的急迫心理,给打着健康幌子宣传“练功治病”“祷告治病”“寻巫治病”的膜拜团体提供了可乘之机。

生活贫困和健康不佳继发的是文化生活匮乏。本调查显示膜拜成员小学文化程度占22.2%、初中25.4%、高中(含中专)36.5%、大学及以上(含大专)15.9%,且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55.5%,文化知识不足限制了他们的社会发展能力和认知水平。“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每一个行政村的人口平均不到1000人”,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一些“空壳村”所剩多为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生活单调,是孤独寂寞的群体,农闲时业余生活主要是打打牌、聊聊天、逛逛街、睡睡觉,缺乏先进的文化指导,辨识膜拜团体的能力低。据有关调查显示:  “在现有23种邪教中,有18种是冒用基督教名义,5种冒用佛教,90%以上的人员分不清宗教与邪教的区别而误入。”

上述弱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生活困顿,更体现在心理层面的脆弱,一些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足,缺乏适应社会生活和解决困难的能力,容易被诱惑进入膜拜团体。在我们的调查中,他们表现为惧怕竞争、进取不足及合作能力差,当他们处于生活困难、家庭不幸、感情不和、疾病困扰以及挫折和危机感的失意状态时,或当需求与现实差异较大满足不了欲望处于心理无助状态时,膜拜团体便成为他们摆脱命运“麻烦”进行“调节”的一种选择和依靠,这使得他们内心需要与精神寄托占到23.8%。虽然他们中有“信教就是信真理”这一想法的人占到23.8%,但是并无政治热情或政治动机,只是贫困无助导致方向迷失.却由此推动了膜拜团体的发展与壮大。当然,由于长期被灌输膜拜思想,一些成员与“教主”会在一些问题上态度趋同,引发社会对立与抗争意识,就带有政治意味了。

2.农村基层组织力量较为薄弱

基层组织在工作中存在“上面热、下面凉、上面急、下面疲”以及“措施软、办法少,有想法、没办法”和“老办法不灵、硬办法不行、新办法不会,软办法不顶用”等现象,有的村干部只管人,不管心,甚至连人也管不住,只是停留在接接电话、发发文件、喊喊口号、刷刷标语、摆摆科普摊的状态,工作力度和效果并不如意。概括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力量不足主要表现如下:①管之无名。上级无明确任务安排,欲管无名,有放任自流现象;②管之无人。乡镇和村级相关的协会组织多未成立,形成无人统管或兼而不管的状况;③管之无方。基层工作人员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把握较为薄弱,针对易感人群实施防范和帮教工作难以全面展开;④管之无力。所处地位不突出,协调人、财、物以及社会资源、社会沟通、部门之间的权力有限,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工作效果;⑤管之无方。在实际工作中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不知如何管,面对疑难问题心里无底气;⑥管之无功。基层该领域工作缺乏合理的绩效考核量化标准,甚至有时候劳而无功,影响基层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⑦管之无法。由农村进入城市的膜拜成员逐年上升,流动性强,使排查管控工作出现了“发现难、教育难、管控难”的管理脱节现象。

(三)聚焦于青少年人群争夺未来阵地

近年,膜拜团体不断向高校和中小学的青少年以及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渗透,呈现低龄化、学生化、知识化趋势。膜拜组织者感慨:“看看我们的队伍是个什么状况?老弱病残啊!我们要吸收新的血液,发展一些年轻人,可以从青少年开始工作。”他们认为青年人文化基础好,“传教”辐射效果更好,拥有了青少年就拥有了未来和希望。“2014年,‘血水圣灵’山东特区新发展教会人员中青少年高达30%。”“‘法轮功’开办了39所‘明慧学校’,建立了‘飞天艺术学校’‘飞天艺术中学’,招募在校学生和文艺人才”。“新唐人电视台”制作了一系列动画片向少年儿童渗透。“呼喊派”在国内定期开办青年学生的“全时间训练营”和暑期班、寒假班。“观音法门”以素食、环保为掩护,把素食店开进校园,意在拉拢学生。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位19岁的吴姓“全能神”成员,14岁时受到母亲影响,初中没读完便加入其中而荒废学业,他脸上充斥着一副不屑的表情。一位15岁的留守男孩,其爷爷、奶奶是“门徒会”信徒,“祷告”“打坐”“唱灵歌”“聚会”时从不回避孩子,该男孩也开口“神”、闭口“神”的样样精通了。谢某,高一时是学习委员,在家庭影响下,高二便开始“练功”,从此不思学习了。郭某是一位大学生,被同学发展为“全能神”信徒,大学一毕业即外出“传教”,与家人不再联系。2014年“5·28”山东招远杀人案中就有一名16岁少年,其主犯张帆也上过大学,他们都做出了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行为。18至24岁正是一个人建立身份认同感的关键时期,也处于由崇拜泛化向信仰选择的极不稳定阶段,他们求知欲望强,但缺乏客观鉴别力,阅历尚浅、信念不够坚定,“心理免疫力”不强,无法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比,在思想混乱中可能成为不良观念的俘虏。美国前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在《1999:不战而胜》书中写道:“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打破对信息的垄断,播下有一天会开出和平演变之花的思想种子。”可见,膜拜团体争夺青少年的目的是在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教育阵地、国家的思想基础和执政根基。

(四)地下活动方式更加隐秘

由于国内打压力量较大,膜拜团体的规模虽有所缩小,但其活动方式有新的变化,其特点主要是:①原有团体改名换姓,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一样;②小型膜拜团体活动不断,宣传其“教义”思想活动持续未断;③跨境跨区活动,尤其在农村地区流窜活动频繁。膜拜团体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警惕社会的敏感度不断增强,他们从“地上”转入“地下”,从明里转入暗里,从城市转入农村,活动更加严密、隐蔽、流动,手段诡秘和高科技化。成员之间经常是通过互联网即时联系,一对一单线联系,移动电话号码多变。如“全能神”要求成员上下单线联系,设置代号和密语,在交流中使用假名、化名,甚至是“灵名”,活动不准对外人说,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他们的活动采取“游击战”方式,随时变更地点,在小茶馆、偏远地点的农家乐、度假村等场所秘密聚会,行动极为诡秘。活动后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各地,有的竟然信奉“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将活动场所选在公园、广场、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甚至采用广场舞形式乘机传播。他们进行对抗公安检查的培训“教育”,甚至“教育”成员可在一定程度上假转化,但绝对不能暴露其他人,这给相关部门的排查工作造成很大难度。其中“‘门徒会’是隐蔽性最强、民众辨识度最低、涉及人数最多、扰乱民心最严重、社会稳定风险最大的膜拜团体之一。‘全能神’是极具有暴力性和凶残的团体”,他们不断地激化社会矛盾,将群众与政府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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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品彦:《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与危害》,载《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②金宜久:《不能将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混为一谈》,载《中国宗教》2002年第4期。

③日本脱膜拜协会编:《脱离邪教并回归社会的相关手册》,远见书房,2019年翻译稿,第58页。

④马春霞:《防范邪教向西部少数民族宗教群众发展渗透对策研究》,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87页。

⑤菊立泰:《如何做好新时代西部地区反邪教工作的思考》,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70页。

⑥梁国江:《新时代农村反邪教扶贫的思考》,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43页。

⑦元青、刘善红:《我国历史上邪教团体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分析》,载《中国反邪教通讯》2014年第5期。

⑧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性疾病》,2018年6月1日。

⑨Dean E.B.,Schilbach F.,Schofield H.,“Pover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NBERConference on the Economics of Asset Accumulation and Poverty Traps,2017,pp.57-118.

⑩党国英:《关于乡村振兴的若干重大导向性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2期。

⑪赵建民:《如何做好新时代反邪教协会工作的思考》,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10页。

⑫尹宝平:《把党建工作优势转化为反邪教工作优势》,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9年,第87页。

⑬耿林昌:《秉正强内治患于未》,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9年,第290—291页。

⑭张中秋:《小手拉大手:防邪应从青少年抓起》,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9年,第336页。

⑮嵇石:《起底膜拜团体“血水圣灵”》,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9月7日。

⑯朱恒毅:《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防范处理邪教工作新途径》,载《反邪教论坛》2017年第3期。

⑰[美]查理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郭健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181页。

⑱魏乐仪:《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基层反邪教工作的思考》,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123页。

⑲任春莉:《政府与协会共同发力促进基层反邪教工作迈上新台阶》,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9年,第276页。


(来源:《心理学研究膜拜问题学术论文》2021年4月出版)


编辑:亚亚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