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神’是极具有暴力性和凶残的团体”①，他们不断地激化社会矛盾，将群众与政府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
（五）呈现明显的国际化跨境活动趋势
膜拜团体呈现跨国、跨省、跨区域活动的趋势，如“全能神”“法轮功”“中功”等在美国设立了指挥机构，他们境外策划、网上指挥、挑动国内事端。有的“洋邪教”也打着“公益活动”“公益捐助”“投资协作”“文体交流”等旗号，通过“合作办学”“学术交流”等资金援助方式，借助书籍、影像制品、音频与图片、网络通信、电台广播等手段向国内不断渗透，特别是在教育、环保、人权、艺术等领域渗透明显，其技巧性、迷惑性、诱惑性、欺骗性、危害性极大。境内一些膜拜团体也在资金、设备和人员支持等方面积极谋求国际合作，与境内外膜拜团体或极端团体对接，尤以西部地区为甚。西部地区面积达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71.4%，与欧亚13个国家接壤，国外一些膜拜团体通过口岸向境内渗透明显。“以内蒙古为例，目前活跃在俄罗斯境内的膜拜团体有100多个，据不完全统计，近年仅满洲里口岸就截获境外‘法轮功’反宣品近万份、插播器200多件。”②2020年1月，正是中国举国上下防疫抗疫的关键时期，曾被韩国定为“邪教”的“新天地教会”42名成员到达西安。外部力量对我国社会各层面人员的思想渗透不断，他们在进行一场“文化战争”，有时候也容易激起一些人的心理激荡，其冲击容易引起社会文化生态的变动和失衡，影响社会的安全与经济发展。
（六）走向恐怖活动的现实化倾向
美国学者瑞克·艾伦·罗斯（Rick Alan Ross）在《邪教团体：洗脑背后的真相》中指出，邪教团体所采用的非常独特的洗脑方法与宗教极端主义一样。③结合资料，对宗教极端思想的基本认识是：①宗教派别以及教义分化、异化或对宗教教义的歪曲利用；②狂热“领袖”对成员采取激进的“精神控制”，强化成员对宗教极端思想的认同；③宗教政治化。膜拜团体与宗教极端团体在上述三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所遵循的思想都是凸显“斗争”，目的是谋求政治权利和地位，极易外化为暴力冲突而走向恐怖活动。这方面的教训历历在目.如美国“人民圣殿教”914名教徒集体自杀，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东京地铁毒气事件致5000余人中毒，乌干达“恢复上帝十戒运动”致700名教徒死亡，等等。我国滋生的膜拜团体制造的恐怖事件也时有发生， “全能神”“门徒会”“灵灵教”组织力量发起了多起冲击基层党政机关的事件。个案恐怖事件更多，仅就近年而言，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全能神”成员在光天化日之下残杀无辜妇女；2017年1月9日，具有“法轮功”背景的华裔夫妻陈明明与丈夫赵良杰在美国俄亥俄州将女儿活活打死，用盐巴腌尸后藏于餐馆冰柜内④；北民HVJNEPJ;2019年5月18日，越南警方破获一起杀人案，2名男性“法轮功”人员被“同修”当作“恶魔”杀死并封在水泥桶中。⑤事实表明，膜拜团体从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法律规范、文化规则、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与社会主流方向不一致，而一旦与政治结合，其结果必定是制造矛盾和冲突并诉诸恐怖活动进行对抗。美国安全部门一再强调，对破坏性膜拜团体的“观念之战”是反恐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国家干脆将膜拜团体与恐怖组织相提并论，他们表面上虽然各有所属、各自为政，但实际上都具有在宗教名义下体现极端思想的特征，都是以宗教极端思想为载体、暴力恐怖活动为手段、分裂国家为最终目的，都有可能采取恐怖手段实现社会的变革。
（七）成员呈现反复率高的问题
“据近年膜拜团体违法活动表现来看，每次参与破坏活动的大多数是涉邪在册人员，有些多次被打击处理过，有些是多次转化又多次反复，只有少数是临时裹挟的普通群众。”⑥究其反复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目前沉淀下来75%的成员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在我们研究中成员所显示的低心理健康水平、低自我和谐程度、低人际信任关系和高焦虑水平就是明证，其中以自我不和谐与特质性焦虑为重，两种都属于人格功能问题。我们采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MMPI）调查88 名膜拜成员，显示一些成员存在轻、中度的神经质、癔症和偏执型的人格，男性成员表现得更为明显。⑦国外学者伊冯·沃尔什（Yvonne Walsh）和罗宾（Robin）等人以“艾森克人格问卷”调查膜拜成员，同样显示其神经质得分明显高于常模，自制能力明显低于常模。⑧诺布利特（Noblitt）调查指出，膜拜成员多具有人格病理倾向，表现为神经症的紊乱或衰弱、慢性的妄想错乱、自恋癖和适应障碍。凡事有归因，人格特征是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内在性根源，为膜拜活动方式提供了归属，其导向之一就是对膜拜思想具有易接受性，造成行为与社会规则脱节而致反复。正如民间所说：荒芜的土地里，最容易滋生杂草。而一次次的反复就是一遍遍的自我强化，导致人格功能严重受损，最终形成《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中所述的“永久性人格改变”。此时，再想转变则是极为困难之事了。另一方面是基层组织的重视度弱化，主要表现为：①认识不足。认为形势趋于平稳，反复人数比例小不成气候，只要不闹事就置之不理，对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缺乏认识；②畏难情绪。面对一些思想顽固的骨干成员，基层干部缺少实用的、操作性强的方法，甚至认为“教育转化无用，打击处理有用”，使工作实效不尽如人意；③缺乏长效机制。刚一转化便“刀枪入库”，后续长期巩固措施时续时断未能及时跟进，致使一些思想不稳定的成员反复；④反转化韧力强大。加入膜拜团体很简单，但是要从中脱离出来却并非易事。膜拜团体的精神控制很强大。他们一直在做反转化、争群众、争阵地的工作，他们的“政策”是可以申明转化作废，可以假转化休养生息以待“弘法”，威胁利诱不断拉拢等。他们经常在转化后的成员面前念“紧箍咒” “露熟脸” “灌耳音”，使成员思想再次受到侵蚀而反弹，使膜拜团体及其活动在一些偏远地区有死灰复燃之势。膜拜团体“没有自己系统的教理、教义、教规、更缺少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们只能冒用宗教名义，盗用宗教概念，篡改宗教教理、教义、教规来蒙哄信众，他们以‘基督教’‘佛教’名义让信众信仰，使得膜拜信仰与宗教信仰在心理上难免有一些相同点，让膜拜信仰也如同宗教信仰一样，具有很强的稳固性、不懈的坚韧性，显得特别难以改变”⑨。成员反复原因是内外因素合力的结果，受到内在“推力”（心理特征）以及外部诱因（生活环境）“拉力”的双重影响，而中介环节是他人和教义诱导。
（八）以商养教、以商养功形式兴盛
在《西方前沿问题研究》中提到膜拜团体有几种模式，其中之一是企业家模式，其动机是追求利润。聚敛钱财是膜拜团体“教主”追求的核心目的，以商养教是膜拜团体的共性、套路和手段，这是他们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大多数膜拜团体以卖“学习资料”和开设养生馆卖“御膳”为多，如“华藏宗门”吴泽衡卖“弘熙御膳”，价格从2000多元至6000多元不等，宣称可以治疗癌症，但骗局很快就被揭穿。现在，一些膜拜团体改头换面，不断调整策略，以商养教、以商养功，开办实体店，采用合法手段办企业、购买其他企业股份、合办企业等形式，使企业成为膜拜团体的发展载体，力图谋求地位的合法化，一来解决经费问题，二来以此为掩护进行活动。“观音法门”以旅游、探亲、投资办厂为名，四处扩展商业帝国，目前已经在世界89个国家开办了实业；“三班仆人派”在北京、辽宁、陕西、江西开办汽车修理厂、美容院，或者以举办武术班为名，在山西、山东、北京、浙江等地建立培训基地；“心灵法门”推行所谓“灵修培训”、报名费动辄几万、十几万。⑩他们不断地提升团体的生存适应力和竞争力，这种隐“邪”于“商”的方式，使膜拜团体与经济力量相互渗透，都是在为膜拜组织的扩张聚拢钱财和储备力量。
二、破坏性膜拜团体导致的危情预测
（一）政治性危情风险活动时有发生
美国一直将崛起中的中国视为美国战略的竞争对手。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我们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地区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会受到负面影响。”⑪近年，美国更是强调“对世界的领导权”，强调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和威胁，通过各种渠道对一些组织给予支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中国‘民主和人权’问题的团体提供了总额高达9652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给予中国境内约103家团体，有关西藏问题的团体获得约625万美元，有关新疆问题的团体获得约556万美元。”⑫“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中功”的总部设立在美国，得到了国外某些势力支持。“有美国政府背景的‘法轮功之友’组织累计为‘法轮功’资助2000多万美金”⑬，还利用所谓“基金会”筹款方式，协助和支持该组织在境外创办媒体，给予他们政治力量和情报机构的支持。
“中国历史上所认定的‘邪教’秘密教门信仰核心的形成和发展，都证明其宗旨乃是妄图取代世俗政权，建立以其教主为首的神权统治”，⑭如白莲教、黄道教，最为典型的是在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的“天理教”攻打北京紫禁城事件。现代的一些膜拜团体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在这场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更是趁机活动：“2020年3月19日‘法轮功’教主李洪志发出《理性》的经文，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的必然。”⑮其领导下的“神韵艺术团”演职人员未做任何防护，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演出宣传带有政治倾向的内容。2020年1月底，陕西省破获一起“法轮功”成员制作的传单，宣扬疫情扩散是“天灭中共”；2月中旬，西安市某区多名“全能神”成员跨区域活动，他们宣称“上帝发挥作用了，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的人归到上帝名下”，影射“大红龙”快不行了，只有加入他们才能“得救保平安”。这些活动内容有明显的政治、思想的博弈。“新宗教的产生很多也与瘟疫有关，最著名的就是基督教在美洲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欧洲输入传染病导致这个地区政治文化全面崩溃，强烈冲击当地人的信仰和信心，最终导致大规模皈依。”⑯破坏性膜拜团体的活动，对社会心理、社会安全，甚至社会结构变化具有潜在的危情，不容忽视。
（二）网络危情活动不断深入渗透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⑰当前，境外对中国的文化战略是以网络为主要战场、以信息战、心理战和思想战为主战样式。“‘法轮功’互联网专业技术能力居全球前列，已在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网站，使用语言文字达13种，建立了100多个专业网站，300多个地方性网站，全球95%的破网软件由其‘动态网络技术公司’研发，‘自由门’翻墙软件频频更新；2015年每天升级5版本，目前每天升级10版本。‘全能神’仅2014年10月以后就建立了11个网站。⑱他们“将主要传播阵地转移至互联网平台上，视特定的网民群体为目标受众，因此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意识状态的角斗场，甚至有嬗变成为最主要的隐蔽战场的可能性”⑲。膜拜团体利用互联网联系便捷、信息传递自由隐蔽、传播形式多样、流量大的优势开展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们进行网络战、信息战、文化战，向我国境内传播不良信息，不断制造网络谣言，发生了多起围攻军人和爱国人士、曲解国家政策误导公众、挑起民族内斗和制造麻烦的网络事件。“法轮功”新唐人2020年2月7日讯就武汉李文亮医生事件制造舆论，误导公众。膜拜团体试图用网电空间战和信息思想战，依靠几亿中国手机用户和网民进行无休无止的进攻。在陕西省的一项调查中，“69%的学生表示收到过类似邪教组织发的邮件、QQ、陌生人关于加入邪教的劝导，45.32%的学生承认曾经好奇地浏览了邮件内容”⑳。膜拜信息长期渗透与分化，容易削弱公众的理性判断和深度思考，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淡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陷入膜拜文化的价值观中，达到“颜色革命”“和平演变”以“扳倒中国”。“钢铁战争兵临城下的情形可能很遥远，但网络舆论战争及其背后的信息思想战争，已经在心理层面兵临城下了。”㉑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种“现代战争”，已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安全问题之一。马克思曾警示：“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㉒
（三）社会危情活动有突发现象
美国心理学家考恩维（Conwen）和辛格曼（Singman）对世界上48类破坏性膜拜团体中的400名成员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存在妄想和幻觉的占14%，有暴力和攻击倾向的也占14%。膜拜团体是特定文化“圈子群体”，具有“隔离性”“少数性”和很强的“领地意识”，是极不稳定的群体。“全能神”要求成员尽可能包村、包户发展，有些膜拜成员放下地里活或手头的工作，外出“传教”，不断移动，处于流散状态，无家的概念，更无家庭约束，他们对社会不满，不断滋事，甚至还被进行过反公安的训练，在面对公安的询问时回答道： “相信‘神’的存在，你们现在把我处理了，以后‘神’会处理你们的。”这些类型的成员基于偏执的膜拜观念和扭曲的价值观，聚合在“教主”的蛊惑下，情绪反应高，容易被激进的信息点燃，引发盲目的行为冲动，导致危情事件发生。膜拜团体的活动具有隐秘性、掩饰性、预谋性、顽固性和突发性，活动爆发的时间、地点、范围、程度、后果常常出人意料，给社会带来难以掌控的风险。近14年间发生在中国境内、规模在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有数百起，膜拜团体抓住这些“机遇”，大肆渲染社会的阴暗面，散布谣言、上访、围攻和制造各种危情事件，使社会受到一次次的冲击。某市城乡接合部发生了近200人拉着“还我信仰自由”的横幅，手持棍棒，打伤公安干警的恐怖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近年，一些膜拜团体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利用民族问题进行“民族独立”和分裂祖国活动。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5·13’和‘5·17’事件发生后，膜拜团体极力煽动与政府对抗，激化民族矛盾”㉓。膜拜团体的政治动机和危险行为并存，促使他们仇视与其意见相左的人，当他们的危机与敌意力量相互增长时，社会性的危机就可能爆发。这种性质的膜拜团体发生的风险越是不确定，民众的恐惧感就越强，并可能产生附随效应和连锁性反应，使社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三、构建防控膜拜活动的社会心理运行途径
膜拜活动发展趋势对治理与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一项综合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战略任务。20年来，我国在该领域积累了许多工作经验，如政府+社会+家庭三线立体教育转化工作模式㉔、“四联体”社会预警防控运行模式㉕、教育转化六步工作法㉖、新形势下运用阳明心学转化法㉗等。随着社会形势发展，过去被动性、应急性、临时性的思路已不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应该夯实源头性、基础性、专业性、深入性、长期性的预警途径，使防控工作超前、系统、专业和有效的运行。因此，在前期研究和工作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社会心理防控途径，“在治理举措作用于社会矛盾的效应之间，社会心态应该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只有社会治理工作能够切实把握社会心态，尊重社会心态的客观规律并且围绕着对于社会心态的调节和疏导展开，才能更好的预防和化解矛盾”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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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春莉：《政府与协会共同发力促进基层反邪教工作迈上新台阶》，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9年，第276页。
②菊立泰：《如何做好新时代西部地区反邪教工作的思考》，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70页。
③[美]瑞克·艾伦，罗斯：《膜拜团体：洗脑背后的真相》，关群译，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15。
④厉洁：《具“法轮功”背景的杀女腌尸案主犯被判22年》，中国反邪教网，2018年1月3日。
⑤陈哲：《从“水泥封尸”案的审理看“法轮功”邪教的罪恶》，中国反邪教网，2020年7月2日。
⑥耿林昌：《把握得度，邪除永固》，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55页。
⑦陈青萍：《精神控制论：从临床心理学视角分析膜拜现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⑧Walsh Y., Robin R.J.H., Wells P.A."The Personality of Ex-cult Members",Personalty and Individual Diferences,1995,19(3),pp.339-344.
⑨参见严梅福：《邪教信仰难以转变的心理原因及识别》，载《反邪教论坛》2018年第4期。
⑩叶心凝：《“以商养教”：邪教的这些“套路”你可知？》，凯风网，2016年11月14日。
⑪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House,March 2006.
⑫杨光吉：《从美国文化战略看反邪教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262页。
⑬朱恒毅：《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防范处理邪教工作新途径》，载《反邪教论坛》2017年第3期。
⑭秦宝琦：《邪教的要害是妄图取代世俗政权建立神权统治》，载《反邪教论坛》2018年第2期。
⑮修成文：《邪教甚于病疫——透析李洪志2020年所发经文（理性）》，凯风网，2020年5月18日。
⑯黄海波：《后疫情时代的宗教公共性问题》，载《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3期。
⑰[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⑱朱恒毅：《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防范处理邪教工作新途径》，载《反邪教论坛》2017年第3期。
⑲高宏强：《总体安全观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的虚拟化传播》，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1期。
⑳王浩：《高校反邪教工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9年，第136页。
㉑戴旭：《中国最大的威胁》，戴旭博客，2014年04月29日。
㉒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㉓菊立爽：《如何做好断时代西部地区反邪教工作的思考》，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71页。
㉔任春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配合，全力构建“政府+社会+家庭”三线立体教育转化工作模式》，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184页。
㉕陈青萍：《精神控制论：从临床心理学视角分析膜拜现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
㉖舒畅：《“法轮功”痴迷人员教育转化六步工作法》，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138页。
㉗胡勇芳、张炜悦：《新形势下运用阳明心学转化“FLG人员初探”》，见《中国西部反邪教论坛》论文集，2018年，第219页。
㉘杨玉芳、郭永玉：《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年第2期。
（来源：《心理学研究膜拜问题学术论文》2021年4月出版）
编辑：亚亚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