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会道门及其治理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会道门治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邪教主要以会道门形式存在。会道门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会道门是以散布“鬼神论”“宿命论”“躲避灾难论”等邪说，蒙蔽、恫吓和欺骗群众，以封建迷信为联系纽带和手段，按照封建家长制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名目不同的秘密团体。
1.新中国成立初期会道门活动异常活跃。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会道门头子和骨干对人民政权充满了仇恨，构成一股强大的反社会势力，他们不断制造暴力恐怖活动与新生政权相抗衡。这时期会道门有以下特点：
（1）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仅属于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先天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名目，就有300多种。仅反动会道门的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人，合计占全国总人口4.75亿的2.9%。从分布范围看，大的会道门触角遍及全国或数省，如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先天道；有的不出一省之界，如四川的红灯教；小的则分散在一县、数县或一乡、数乡之间。会道门比较集中分布在内地和沿海、沿边的省份，且北方多于南方。在北方，以山东为最，人数200万以上，形成“无道不成村”状态。山西、河北（包括京津）、河南、陕西次之，人数都在百万之上。五省会道门人数占全国会道门人数的一半以上。甘肃、辽宁人数各五十万左右。在南方，以安徽、浙江、四川、江苏、湖北、云南为多，分别为五十万到百万。会道门遍及城乡，以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
（2）结构复杂。会道门由办道人和道徒组成。办道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汉奸、流氓头子、不法地主等政治反动的人，一部分是办道起家或以办道为业的人，有的身兼反动政治职务或具有反动政治背景。办道人中，反动分子虽为数极少，但多充当中上层道首，掌握实权，家长式统治，贪婪聚敛财富，是会道门进行破坏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职业办道者，多为中下层道首或办事人员，以传道为生，政治上无重大恶迹，以农民和城市市民居多，一些地主掺杂其间，传布迷信思想，以道生财，为非作歹。道徒大多是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小畈、店员、商人，妇女很多，部分是跟随家人入道的儿童。他们受迷信思想的驱使和神权的高压，愚诚一道，恪守道规，听任盘剥愚弄。
（3）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困境，美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政权和大陆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内外呼应，妄图扼杀新中国。这一时期反动会道门配合敌人的阴谋，在道徒和群众中传播反动言论，污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人民政府，咒骂人民领袖，散布“变天”谣言，蛊惑民心，扰乱社会，滋生事端。例如北京九宫道外九天坛主余大龙受九宫道外九天天主李懋五的指使，在坛主金汉魁家摆坛扶乱。事先拟出乩语，借扶乩写出反苏、反共、反对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侮辱人民领袖、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反动宣传，仅公安机关搜查出金汉魁亲手书写的这类反动宣传就有七大本九十余种。1950年，一贯道制造“割蛋”谣言，说什么“打台湾，苏联出了三十万胶皮人，毛主席派人下来用蒙药熏死人，割心掏蛋，割蛋的都是侉子（河北、山东人）”，“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谣言所及，群众惊扰，恐慌不安，无心生产，社会秩序混乱。全国解放初期，部分地区出现天灾或流行疫病，反动会道门利用群众的迷信思想，散布“神水”“神药”包治百病的谣言，煽动群众成群结伙讨“神水”“神药”。1952年，在河南，仅信阳、南阳、湟川、陈留，在两个月内就发生62起，每处每起少则百人，多则万人，仅湟川专区因喝“神水”死亡的群众达147人。
（4）煽动对立、策划暴动与新生政权相抗衡。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一系列民主改革，会道门则利用部分群众的迷信、落后心理，借所谓“仙佻”之口，散布种种谣言，欺骗煽动群众，离间党群干群关系，阻挠民主改革的推行，破坏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抗美援朝时，云南一贯道总头子殷成章散布什么“天上天（美国），口上口（日本），两人携手进中原”，“到了寅卯上（1950年、1951年），石星神仙也是仙”，梦想美日卷土重来，一副汉奸嘴脸。土地改革中，对农民说：“白来的钱米不养家，白来的田地水冲沙”，“谁斗地主谁遭殃，不信神明变猪羊”，破坏土地改革的进行。镇压反革命时，威胁群众说，“镇压时被杀的人，来生定要算账，谁是积极分子，上天都有清册”等等。诸多的宣传煽动，使一些觉悟不高的群众产生疑虑和恐惧，给党和政府政策的落实设置了障碍，甚至酿成事端。一贯道、同善社、九宫道、先天道等反动会道门趁人民政权立足未稳，相继策划暴乱，密谋攻城、劫狱、杀人、纵火、劫财的罪恶活动。据统计，安徽省从1949年到1953年5月，仅阜阳、宿县、安庆、六合、池州、徽州、宣城专区，反动会道门策划发动的暴乱就达40多起，被胁迫裹胁参加暴乱的道徒468万人，残杀干部群众238人，致伤45人，抢夺粮食180万千克和部分武器。湖北从1949年4月至1952年12月，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等15种反动会道门组织，在英水、罗田、黄冈、麻城等32个县策划发动的暴乱就有52起，参与者7000余人，杀害干部、战士、群众60多人，致伤30多人，抢去各种枪支235支。河南省从解放到1952年9月，百人以上的反动会道门暴乱就达14起，300多干部受伤，另有20多起重大暴乱阴谋被及时发现制止。福建省1950年发生的反动会道门暴乱19起，参加的道徒有7600余人，干部、战士、群众伤亡150余人。江苏省1949年至1951年，反动会道门组织暴乱18起。一些暴乱阴谋由于人民政府及时发现，未能得逞。
2.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会道门的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反动会道门与人民政权为敌，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明火执仗地暴乱，妄图颠覆人民政权，党和政府对其采取强力措施予以整治。经过取缔，许多反动会道门的组织体系被摧毁，缩小了反动会道门活动的市场，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秘密教门问题历经数百年历史，明清两代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久受其困扰，想尽办法治理，均收效甚微，新中国仅用三年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个社会难题，赢得了世人的赞誉。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会道门治理，可以看出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努力：
（1）专项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950年，党和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活动，把反动会道门作为打击的重点对象之一。1953年又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的专项行动。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充分发动道徒群众和非道徒群众，运用群众的力量，彻底揭露清算了反动会道门的罪行，使其陷入孤立境地。道徒绝大多数是旧社会受压迫、剥削的城乡劳动人民，入道是为了“削灾避难”“保佑平安”，被反动会道门勒索欺诈，有的家破人亡。党和政府通过组织道首坦白揭发，用真人真事进行教育，开展算账教育，发动道徒诉苦退道，动员道徒直接向道首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的财产等手段治理会道门。经过一系列的打击、教育运动，广大道徒群众受到教育，很多道徒脱胎换骨，由亲道护道变为仇道反道，纷纷声明退道，脱离反动会道门。党和政府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斗争中使道内外群众受到教育，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2）坚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一是把反动会道门与宗教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佛教，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予以保护。二是对于群众的一般迷信行为与反动会道门区别开来。群众的一般迷信行为，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和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不同。三是对一般迷信组织与反动组织区别开来。对纯属迷信性质的会道门，只要守法，允许存在；对政治上反动的会道门，坚决取缔，勒令解散组织，停止活动。在斗争实践中有关部门抱着严肃谨慎的态度，做好组织定性工作。凡经事先充分调查，取得确凿证据，才可批准认定，凡不能最后确定性质的，则继续调查，决不乱取缔。四是将会道门骨干与一般成员区别开来。1950年10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确立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方针，对反动会道门的成员实行“打击惩办少数首恶，教育改造多数，挽救广大被骗群众”的政策。在打击中严格区分反动道首和一般道首，对道首和道徒采取不同的政策，将反动会道门头子（指一贯道和其他反对会道门中担任点传师以上职务或相当于点传师以上职务，并且进行反革命颠覆、破坏、造谣、煽动的分子，及担任其他职务的办道人员中罪恶和民愤很大的分子）作为镇压的重点。反动会道门的道产是欺骗勒索道徒的财物，党和政府对进行反革命、坑害道徒和维持道首奢侈生活的资本，一律没收或查封。对一般信众则以教育为主。这种区别对待政策有力地分化了反动会道门组织，打击和孤立了反动道首，争取、改造、教育了一般道首，挽救和团结了广大道徒群众，成功地瓦解了反动会道门组织。
（3）治理邪教与社会改造、建设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将邪教治理纳入社会改造、建设的系统工程之中。政治上建立了新的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在农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引导个体农业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城市，工人翻身做了企业的主人，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文化上构建了一套新的共产主义文化体系，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丰富，人存在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得到重新认识与定位。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团结在党的周围，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一化三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发展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改造系统，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动摇、摧毁会道门赖以生存的基础。反动会道门不但失去了政治靠山，也失掉了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道门及治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邪教问题在整体上得到了控制，但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会道门活动在个别地区、特殊时期时有显现。
1.1950年中后期的会道门及其治理。1950年中后期，个别取缔不彻底的地区依然可见会道门的活动。1954年华北地区对89个县、9个市的调查发现，已经取缔但继续活动的会道门组织有30多种，反动道首1335名。1955年6月，河北、湖南、山西、湖北、山东、贵州、福建、甘肃、江苏、安徽、四川、河南、浙江、江西14个省统计，有30多种反动会道门恢复，制造大小案件193起，其活动为发动暴乱，妄想称帝。1956年上半年，在河北、河南甘肃等10个省发现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还乡道、红灯教、大刀会等14种会道门在活动，破获的案件中阴谋暴乱的有27起，自称皇帝的有14起。1954年，山西的沂县、定襄发现潜回的点传师以上的道首40多人，串联旧有成员，恢复组织，阴谋复辟活动。1955年山西省发现的红福道设中、东、西、北四会，大小道首140名，道徒1000多名，在应县、灵丘等9个县和河北的张家口地区活动。1955年上半年，安徽省有9个县存在先天道的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它的支派三华堂，道首道徒竟达万人。1957年陕西省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尚未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有瑶池道、三宝门一心堂、母王神圣道、圣谕坛、太乙门、混元教、十祖双乡门、报德门和黑虎团等30多个，共有道首3477名，道徒46991名。这一时期的会道门活动特点表现为：一是复辟案件多。不少受过打击的道首故态复萌，重操旧业。据1956年上半年对10个省市会道门复辟案件的统计，一贯道、同善社、先天道、九宫道的破坏活动占53.4%，仅一贯道占36.3%。1957年，河南省有43个县存在反动会道门，参与的道首2/3以上受过处理。二是活动更加隐蔽。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沉重打击后，这一时期会道门活动灵活多变，不断改换组织名称，变更组织形式，选种子、收门徒、传宗接代。一些反动会道门残余分子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冒充、混入宗教团体搞反动活动。例如，1956年，根据山西、陕西、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10省发现一贯道、金丹道、先天道、长生道、瑶池道等冒充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宗教团体活动。三是向基层组织渗透，寻求保护伞。1957年承德会道门案件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基层干部35人，包括乡书记、乡长、秘书，县人大代表。四是逃往境外的反动道首和大陆的会道门残余势力秘密联系，并对后者给予经济上、政治上的支持。
1950年中后期，整个社会趋于稳定。随着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开展及全面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力安排、连、营组织，用士兵作战的方法搞农业生产，极大地限制了会道门的活动。针对个别地区的会道门活动，公安机关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如1956年，22个省（市）就破获反动会道门案件600多起。
2.1960年初的会道门活动及治理。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左”倾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给反动会道门活动以可乘之机。1960年比 1959年发生的反动会道门案件增加一倍多，挖出42个“皇帝”。山东省1960年第一季度发生的反动会道门案件为42起，其中阴谋暴动13起，菏泽地区最为突出，全年破获反动会道门案件43 起。河北邯郸从1960年12月到1961年3月破获反动会道门案件53起，抓获19个道种的道首264人。台湾国民党当局趁我国暂时困难之机，大规模窜犯沿海地区，加强渗透，内外勾结，因此沿海地区的反动会道门案件呈现高发趋势。这一时期反动会道门的主要特点是：恢复组织，阴谋暴乱；制造谣言，煽动闹事；窃取基层领导权；骗财渔色，残害群众；“保道根，留道种”，极力发展青少年入道。
反动会道门的猖獗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61年初，公安部发出《必须坚决打击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的通报，要求“对一些地方，特别是灾区的会道门活动的情况，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1962年6月公安部针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敌对分子明显暴露的情况，将反动会道门作为重点打击对象，10月要求各地严密注视并掌握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与职业办道人员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少数分子的破坏活动情况。1963年4月公安部发出《关于坚持打击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的通知》，指出“反动会道门是一个很顽固的敌人，虽然一再地取缔和打击，现在仍然还有根除未尽的问题”，“必须继续严于取缔，及时打击反动会道门的阴谋活动”，“必须加强对反动会道门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案件的侦破工作”，“为防止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还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部署，在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上半年破获一批反动会道门案件，并进行宣传，沉重打击了反动会道门势力，教育和挽救受骗上当的道徒群众。在集中打击的态势下，残存的反动会道门分子不得不龟缩蛰伏。伴随着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公安机关依靠群众，结合“四清”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会道门问题，取得了成效。
3.“文革”期间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及治理。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处于动乱当中，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威慑下，残存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大多数龟缩不动；极少数伪装积极，参加“造反组织”，但害怕被揭穿庐山真面目，他们巧妙地掩盖其反动会道门的本质；个别的则乘机兴风作浪，以“造反”的旗帜疯狂地搞破坏活动。在这一时期，反动会道门的活动主要表现为：
（1）伺机兴风作浪。“文革”期间，尤其是中后期，反动会道门分子感到灭顶之灾基本幸免，惊吓之余图谋活动。1970年至1973年会道门案件数量很少，1974年后，渐渐多起来。河南省1970年至1976年，发现反动会道门案件115起，其中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就有80起。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破获97起案件（含1974年以前的案件），涉及54个道种、支系，突出的有一贯道、西华堂、庙道、跪乡道、东方道、师父道、八卦道、老母道、金丹道等十余个道种，共发展成员3121名，其中首要骨干分子249名，包括老道首80名，从老道徒中提升的道首100名，从新道徒中提升的道首69名。活动范围涉及河南、河北、湖北、山西4省108县、市的731个村队。其中，阴谋当皇帝的有24起，占24.6%。发生反动会道门行凶杀人案3起，杀害4人。
（2）钻进“造反”组织。利用派性，先钻进“造反”组织，然后或积极伪装，骗取信任；或挑拨离间，诬陷干部；或小恩小惠，拉拢收买干部；或设置陷阱，诱人下水，抓住把柄，逼其就范。从而钻进基层组织内部，有的基层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河南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破获97起案件中，涉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113名，国家干部和基层大小队干部100名，其中团县委常委、公社团委副书记1名，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12名。
（3）制造谣言邪说，发展道徒。例如，河南省人多灾害多，当旱灾发生时，会道门分子散布“旱劫已到，在劫难逃，只有诚心守道，才能度过劫年”。极力迷惑群众，制造混乱，发展组织。
（4）骗财渔色。一些会道门分子诈骗钱财，奸污妇女。河南新野县平心道道首乔小乡，以收取看病钱“香火钱”“修庙钱”，在很短时间敛钱1084元。罗山县八卦道道首韩荣友、余信昌等人，在罗山、正阳两县的8个公社30多个大队玩弄“取神水”“扎神针”“发雷火”“过阴”“赶火”等骗局290多次，治死3人，治残1人，骗取大量财物。息县瑶池道道首马启斌、马天运，发展一名道徒索要现金10元，粮食50斤。挖地洞作为藏身、隐匿财物和奸污妇女的地方。河南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破获97起案件中，会道门“赶鬼治病”导致死亡20人，残疾12人，奸污妇女136人，其罪行罄竹难书。
（5）再犯问题突出。1974年河南省对破获的反动会道门案件进行统计，35.4%的首要分子受过打击处理。
“文革”期间，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之下，国家对局部地区的会道门现象的处理方式主要是打击。
（来源：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当代中国邪教治理对策研究》2014年12月出版）
编辑：暄暄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