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暴恐、邪教是危害人类社会的三大毒瘤。中国治理三大社会毒瘤的工作，走在全世界的前列。今年是我国取缔“法轮功”25周年。2018年3月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以来，防范和治理邪教的工作划归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虽然，中央防范办不再作为独立的部级机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武之道都在不断加强，工作成绩斐然。

文宣工作深入大众。作为网络大V，我与微博“中国反邪教”互粉。该网发布微博84792条，粉丝达到433万，互动达到3370万，在政府公务微博名列前茅。公安部门治理力度涵盖各类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一词是中国的法律概念，在国际学术语言可以定为破坏性膜拜团体）。按照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查处打着“灵修”旗帜等类邪教组织，2018年以来，共侦破重点案件77起，依法刑事处理269人，收缴违法所得2.17亿元。

相比之下，作为学者，我认为，防范与治理邪教工作的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社会实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邪教问题政治敏感，资讯保密、学术话语空间有限，志愿从事这种高危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寥寥无几。

我的专业背景是研究当代宗教，目前关注的重点领域是遏制宗教极端主义。防范与治理邪教问题，也是我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从宗教学角度考察，宗教极端主义与邪教问题都是宗教消极因素恶化的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将长期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二是信仰上的神秘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邪教问题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难缠问题之一。

国家安全战略亟需学术界开展遏制宗教极端主义、防范与治理邪教问题的研究。为什么这样重大疑难问题，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被边缘化呢？社会原因复杂，从宗教研究领域考察，这与我国宗教学的发展趋势相关。20世纪8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任继愈先生，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宗教工作问题的批示精神，提出“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学术范式，宗教学研究健康发展，成绩斐然。

近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宗教信仰者数量上升较快。现在，宗教有神论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信仰者范围。宗教的整体态势已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宗教意识形态对我党指导思想、执政基础的挑战逐渐变得更为现实。

随着宗教热的升温，在各种宗教出巨资资助宗教研究，在宗教研究领域，宣扬宗教的积极作用成为主流话语，而分析宗教消极作用的声音被边缘化。宗教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质疑“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学术范式，提出新的学术范式“研究宗教、构建神学”。这成为影响学术研究方向和制定政策的重要因素。强调宗教积极作用的研究成果，铺天盖地，将宗教说成道德之源、教化之本、济世良方、救国法宝，在公众中营造出宗教不可或缺、不可否定的印象。而宗教的消极作用，几乎无人问津。“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邪教不是宗教”等说法耳熟能详，好像以宗教面目出现的丑恶现象都与宗教无关，一句“是政治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便将宗教本身在教义、教规、制度、习俗上与宗教极端主义或邪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弊端全部解脱。这样集体避讳、人为切割的结果，宗教固有的消极面被虚化，自我改革的必要性被降低，特别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一神教系统，与世俗国家的社会管理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张力，又有着愿意利用这种张力的国际后台，而目前发展最快的恰恰就是某些一神教。因此，我撰写《警惕打着基督教旗帜的邪教组织——兼论当代中国邪教发展的趋势与特征》一文，参加2015年中央防范办召开“依法治理邪教”研讨会，被评为一等奖。

为了扭转“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局面，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将“科学无神论”作为濒危学科建设。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成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组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院长办公会议决定将我从世界宗教研究所调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作为这个学科的负责人。在学科建设中，我们一直将邪教问题，用国际学术语言称“破坏性膜拜团体”，作为研究分支。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仍是缺乏科研人才。

防范与治理邪教工作，思考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加强理论研究。我建议：建设三级学科，组建专家智库。中央防范办曾试图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专业研究室。我建议，在公安大学建立防范与治理邪教理论研究的三级学科。可以在法学下的二级学科：国内安全保卫部、治安学、犯罪学等学科中，选择一个为基地，建设防范与治理邪教的三级学科。学科建设与学科研究同步，要组织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课题研究。可以先试点招收硕士研究生，培训反邪教工作系统的在职干部。同时组建专家智库，建立决策咨询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各种专业的智库相继组建。组建防范与治理邪教工作的专业智库，专家学者可以从政治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中遴选。专家学者应当走出书斋，面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挑战，提供前瞻思考，参与政策的顶层设计。我相信，如果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就能“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建议”。

（作者：习五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编辑：暄暄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