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①。邪教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搭建邪教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本文从当前邪教治理实践出发，结合分析中国邪教治理在外部、内部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探索我国邪教治理工作给出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②。目前，我国对邪教组织、有害气功、精神传销组织的防范打击和治理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将相关非法组织限定在总体可控的范围内。

首先，我国邪教治理体系日益完善。治理体系是邪教治理的框架结构，新时代邪教治理的体系建设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1）加强党对邪教治理的全面领导。党中央相继出台多项规定，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全面推行党支部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村（居）委会主任，形成“一肩挑”的组织架构，使党组织真正成为领导邪教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凸显党治国理政的政治优势。同时，明确各级新组建的社会工作部承担起指导城乡邪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职责。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发挥先锋队的作用，从生存处境上针对邪教渗透的特性对受害群众进行帮教，凸显出党的领导作用以及统筹功能。部分邪教，如“全能神”的传教策略事实上是“由点及面”的高度地下特务化运作，最终搭建出一个极端隐秘的邪教网络。能否打破邪教对群众的“控制链”，并给出切实的转化策略即为邪教治理成败的枢纽所在。

（2）多措并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邪教治理。通过政策激励，联动社区与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大力发展互助性、公益性、服务性等活跃在社区的社会组织，让群众在社区就能找到贡献治理力量的舞台，达成“以参反渗”的目的，逐步挤压邪教组织的生存土壤。特别是当前邪教渗透呈现两极化的色彩，一面是高知群体，一面是农村的留守老人、妇女等群体。基层村委会或城市社区是链接人民生活的聚合区，具有“检查点”的意义，能否从基层层面遏制邪教发展，调动群众积极性，是邪教治理成败的关键。

（3）科学无神论与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互动发展。从科学无神论的角度来看，马恩所构想的科学无神论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与宗教发生激烈的对抗，而是持续深化一个国家社会的世俗化程度，注重现实策略，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团结更多的人群。首先，在帮扶教育过程中，不应强硬地宣传无神论，而应当基于被邪教蛊惑个体的情况，采取“一人一策”的策略，先劝导其脱离邪教，根据具体情况再逐渐引导。其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看，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有神论和无神论是长期共存的。因此，共产党员和正统宗教人士都可以成为邪教治理中的重要力量。调动正统宗教的积极性，发动他们参与到邪教治理的进程中是科学无神论手段策略层面中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构建邪教治理体系多元化扩展的本质内涵。

第二，邪教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治理能力关系邪教治理的实际成效，新时代邪教治理能力建设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建设邪教防治法律体系。近年来，多地组织了多次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了一批境内外邪教组织和骨干分子，有效遏制了邪教活动的蔓延势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在显示了国家对治理邪教犯罪的重视的同时，为邪教防控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在邪教防治中，各地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化，注重信息资源深度应用和互通共享，形成网上网下、点线面、人防物防技防、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确保社会安定有序。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实施了《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反邪教执法办案中具体法条的应用进行了解读，提高反邪教执法办案能力。

（2）提升邪教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化水平。数字化智能化是社会治理发展的基本方向。截止于2023年，全国已经有多半城市实施“互联网+”或以其他相近手段的创新手段介入邪教治理活动中③，将反邪教工作纳入各级政府“互联网+社会治理”“e治理”“智慧城市”等规划建设中，开辟反邪教专栏，便于反邪教协会、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主体通过新媒体“一键参与”反邪教活动。同时，运用现代化智能信息技术，加强舆情监控，提升邪教治理的精准性，对于具有重大隐患或者存在负面影响的邪教舆情信息，及时联合商讨，有效研判事件形势，科学分析发展态势，控制发酵可能，确保把邪教传播信息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三，邪教治理守正创新所面临的新要求。邪教与其他非法组织相互勾结，无论是形态还是渗透范围均呈现出了新的样态，对社会的威胁加剧。如灵修/精神传销类组织，从欧美经由港台地区传入中国后进行本土化改造，以灵修、觉醒、疗愈、领导力提升、潜能开发、教练技术、团建、商务咨询、成功学、心灵成长、健康养生、亲密关系提升为名进行包装，使得隐蔽性极大增强。再如“外星人”邪教以及各色伪科学团体，利用科幻文化或科学概念进行包装，将对象指向青年群体。上述组织在内容上附会或冒用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文化甚至科幻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甚至形成对抗，对我国当前的邪教治理构成新的挑战。这些组织具有迷惑性更强的对外身份、半地下或隐蔽的线上和线下群众联络方式、相对较少的违法犯罪记录，尚未形成大规模群体事件，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的甄别和治理难度加大。

（1）在中美对抗加剧的大环境下，邪教政治化程度加深。一些邪教组织主动附逆成为西方各国反华的“马前卒”，利用媒体和艺术表演等手段，污蔑、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断着力于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西方国家也乐于操纵邪教/宗教议题作为打击中国的工具。白宫于 2016 年发布的 《对华战略报告》中称需要对以往的对华战略 “进行根本性重新评估”④。对中国的邪教治理，美国粗暴干涉，将中国政府对邪教的依法打击歪曲成 “破坏宗教自由、侵犯人权”，美国国会还相继出台多项决议就中国政府依法打击邪教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由此，中国国内邪教组织主动与美国为首的反华政治势力相互呼应，并形成合力从社会、治安、国内稳定到国家形象、网络传播等多维度对我国构成挑战。

（2）邪教治理工作必须针对世界变局重新定位治理客体、治理主体、治理目标。随着邪教问题走向政治化、国际化、复杂化⑤，治理客体从固定的邪教组织扩展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侵害公民权益的类邪教组织、新兴宗教组织、政治化的邪教组织、邪教化的政治组织，从社会群体扩展到网络群体，从国内扩展到国际。相应地，随着治理客体的扩展，单一的政府机构已经难以完全满足治理主体的新任务需求，很多民间团体如中国反全能神联盟都在社会帮扶方面做出贡献，但也面临缺乏官方支持和指导、缺乏有效组织和长效机制等问题，如何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多部门联动、扩大人民战线共同科学应对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3）邪教的形态变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均对邪教治理理念提出新要求。治理理念是治理主体在治理中形成的对管理手段、方式及其结果的一种思维定式，是关于治理的综合认识。传统的治理理念中，将邪教首要分子与一般群众相分离，而在当前邪教的实践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组织方式以规避打击。如精神传销组织不同于公安部认定的邪教，此类组织数量繁多、尚未构成大规模犯罪，也没有大规模群体事件。因此，通过文化宣传的方式进行预防和警示工作至关重要。应灵活利用各种社会事件，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向民众及时科普邪教与类邪教的特征，讲清其危害性。同时现代化治理体系要求发挥各方主动性，以积极的姿态面对邪教治理问题。而主动出击必定要求建立长效机制以指导现实工作，如何不断细化治理主体和分工协作，在新形势下继续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构建政府、学术界、民间多层次多渠道、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邪教防控、救助、评价体系，需要坚持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不断守正创新。

（4）邪教治理格局的变化意味着邪教治理模式需要不断创新高质量综合治理。我国当前缺少对邪教/精神传销的学术研究，严重缺乏专门的专家学者团队、政法队伍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协助有关部门对花样翻新的新老邪教进行分析研判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建设由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邪教前成员等多元主体构成的专业工作队伍，从多学科角度及时给予学术应对和社会应对。主流宗教面对挑战，也同样有义务对异端邪说进行回应与甄别，加强自身建设，坚决抵制异端邪说。

参考资料：

①《习近平著作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4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99页.

③王勃浩,戴继诚,王明生.路径依赖视角下的邪教治理数字化转型探究——以Z市为例[J].科学与无神论,2023,(01):100-109.

④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https: / /trumpwhitehouse. archives. 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 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Ｒepublic－of－China－Ｒeport－5. 24v1. pdf，2020年5月20 日。

⑤ 陈天嘉: 《复杂化与胶着态的邪教与反邪教运动———从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年会审视国际邪教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0 期。

（作者：陈天嘉，北京大学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贝特，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暄暄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