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五代政治环境与摩尼教发展概况

1、694年武则天予以首次官方承认

7世纪初期，粟特商人沿丝绸之路建立“摩尼教驿站”，考古发现显示，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的商道上，至少存在12处摩尼教祭祀遗址（如宁夏固原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铭文）。《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其经云：‘光明黑暗二宗，各有国土，互相胜负。’天后悦之，敕令译其经。”另据何乔远《闽书》卷七载：“慕阇当唐高宗时（650—683）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这标志着官方认可的起点。

武则天利用佛教《大云经》称帝后，需要多元宗教支持，敕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洛阳出土的《大周摩尼寺碑》显示该寺占地达50亩，享有免税特权。敦煌P.3847文书揭示，当时朝廷设立“摩尼监”管理教团事务，年拨经费折合粟1500石。

2、732年高玄宗下敕令有限禁断摩尼教

摩尼教的传教遭到士大夫和佛教界的非议，也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据《册府元龟》卷620载：开元二十年（732年）高玄宗下敕令禁断摩尼教，“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

3、768年唐代宗敕令再次予以承认

到了天宝十四年（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摩尼教迎来转机。因回鹘将摩尼教奉为国教，762年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与唐订立《唐回互市条约》附加宗教条款。唐代宗先是于768年（大历三年）应回鹘请求，敕令在长安建 “大云光明寺”（摩尼教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之寺”。3年后，又应回鹘所请，扩展至荆州、扬州、越州（绍兴）、洪州（南昌）等地。据《佛祖统纪》卷41载：“大历六年，回纥于荆、扬、洪、越诸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到了元和三年（807），朝廷又允诺回鹘使节所请，特许在河南府和太原府设置三座摩尼寺。从此，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了摩尼寺。

4、843年唐武宗诏令禁断摩尼教

唐武宗会昌初年（839年），回鹘为黠戛斯所败，会昌三年，唐复与回鹘交战，大破回鹘军，并夺回下嫁的太和公主。于是，843年，唐武宗诏令明确针对摩尼教：“其法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据《唐会要》卷49统计，全国拆毁摩尼寺46所，还俗僧尼3000余人。

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摩尼教寺院文书》记载了寺院财产被没收的详细清单（包括经书530卷、金像7躯等）。《新唐书·回鹘传》也记载：“会昌三年，诏回鹘营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象，烧于道，产赀入之官。”另据《僧史略》载，对摩尼教和选民的处置非常严厉。其言曰：“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会昌五年，武宗正式下诏毁法，虽然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佛教，但一切外来宗教都未能幸免。

有幸见识过几乎所有远东族群的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建立多处“摩尼教驿站”

摩尼教在中原的寺院全部关张。呼禄法师等摩尼教高阶僧侣逃至福建，《闽书卷七·方域志》载：“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当时福建处于藩政割据阶段，离中原较远，佛教兴盛，民风尚巫，福州、泉州因海上丝绸之路便利，波斯侨民较多，很适合依附佛教道教的摩尼教的生存、发展。为了规避打击，摩尼教改称明教。史料和考古证明，一直到明代，福州、泉州、闽东霞浦都是摩尼教的中心，并且随着闽东一些居民迁往温州，使温州的摩尼教也兴盛起来。

敦煌藏经洞文献（如《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证明，直至10世纪，摩尼教仍在河西走廊秘密流传，与佛教、景教共存。

5、927年后唐再次重申禁断摩尼教

唐末天下大乱，摩尼教复趋活跃。据《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载：贞明六年（920年）“冬十月，陈州妖贼母乙、董乙伏诛。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州县因循，遂致滋蔓……群贼乃立母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署置。至是发禁军及数郡兵合势追击。贼溃，生擒母乙等首领八十余人，械送阙下，并斩于都市。”

《佛祖统纪》也有记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母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母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所谓上乘宗，乃明教之自称。吴晗先生说：“按，南北朝隋唐间三阶教流播颇广，其教有上上乘、上乘之说，开元二十年与明教同时遭禁。母乙之反自称上乘宗，而志磐则以为是明教，则当唐末五代时，明教已与三阶教混合矣。此所记陈州末尼所奉为魔王，又素食。魔王盖即摩尼，以明教有明王出世之说，而摩尼又称明使也。明教不事神鬼，其所供奉摩尼夷数（耶稣）诸画像，均为波斯或犹太族，深目高鼻。其教又为历来政府及佛徒所深嫉，佛徒每斥异己者为魔，易摩为魔，斥为魔王，为魔教，合其斋食而呼之，则为吃菜事魔。”

三阶教（又称三阶宗、普法宗），是隋唐时期佛教的一个异端宗派，由僧人信行（540—594）创立，该教以末法焦虑为底色，以普敬苦行践履平等，以无尽藏构建经济共同体，其反仪式、反阶层的特质既吸引底层信众，亦招致正统打压。在隋唐曾先后四次遭到官方镇压，仅存续了三百年。其教派特色和经历与摩尼教颇多相似之处，它们被朝廷禁止传教后走入地下，同气相应，摩尼教依附三阶教流行民间，自奉上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难怪正统佛教将之妖魔化，其教义宗旨本在灭魔，结果却被佛教和朝廷污名化为“吃菜事魔”，颇具讽刺意味。

陈州起事失败后不久，至后唐、石晋时摩尼教又潜兴布教，赞宁《僧史略下》：“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党类立母乙为天子，累订未平，及贞明中诛斩方尽。后唐石晋时复潜兴，推一人为主，百事禀从。或画一魔王踞坐，佛为其洗足，盖影佛教所谓相似道也。”于是后唐朝廷重申禁令，天成二年（927年）诏：“摩尼本是邪见，宜令禁断”。处罚措施：信徒“决杖流配”，经卷“每季首级具数申奏”。有的地方，摩尼信徒遂改称“白衣道”（敦煌文书S.6345）。

[附]政治合法性变迁时间轴：

（二）教义表述的本土化转型

1、术语系统的佛教化重构

如《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将：“光明之父”译为“摩尼光佛”，将“先知”译为“佛夷瑟德”，将“选民”译为“法堂主”等。在敦煌S.2659写本中，波斯术语Zurwān（时间神）被译为“梵天”，原始教义“五明子”对应“五方佛”，等等。

2、道教化改造策略

（1）《老子化胡经》的系统附会

曾在西北草原具有绝对地位的回鹘人

敦煌P.3404写本显示，摩尼教徒增补《化胡经》内容：“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将摩尼塑造为老子化身，建立道统合法性。

（2）道教概念的挪用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采用：“道气”指代光明分子；“三清”对应三际论阶段；“三十六部尊经”套用道藏分类，等等。

（3）科仪程序的融合

霞浦文书《奏申牒疏科册》显示：摩尼教斋醮采用道教“三申五奏”格式，神谱纳入玉皇大帝、北斗星君等道教神祇。

3、经典翻译的创造性转化

采用“格义”方法：如《下部赞》套用《华严经》偈颂体；《证明过去教经》模仿《佛本行集经》叙事，等等。日本龙谷大学藏敦煌写本显示，汉译经文较帕提亚原文删减了约23%的二元论内容。

4、宇宙论的简化调整

三际论被压缩为：过去→“龙华初会”；现在→“释迦说法”；未来→“弥勒下生”。俄藏Дx18936文书将黑暗王国改称“无明界”，与佛教术语对接，等等。

（三）宗教实践的本土调适

1、寺院制度的双重性

表层结构：采用“伽蓝七堂”制（山门、佛殿、法堂等）；僧职仿唐制设“上座-寺主-都维那”。

核心保持：密室供奉光明五佛；夜半举行“密教”仪轨；仪轨程序采用混合特征。

敦煌莫高窟第38窟北壁壁画显示：日祷改采佛教“晨钟暮鼓”形式，但保留面向西方礼拜的原始规制；P.3049文书记载的布萨仪轨，将摩尼教忏悔文与《四分律》程序结合。

2、信众管理的灵活性

对听者要求降低：年斋期从50天减至30天。允许有限度的肉食（“三净肉”）。大谷文书803号显示，9世纪敦煌摩尼教徒可同时登记为佛教优婆塞。

（四）生存策略的多元化

1、发挥技术垄断优势（8世纪）

医疗领域：摩尼教医僧以“眼科圣手”闻名，《唐六典》记载尚药局曾征用摩尼教徒制药。摩尼教眼科医术被纳入《广济方》。

制造业：掌握“大秦锦”纺织技术（吐鲁番文书73TAM506），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显示，摩尼教寺院垄断了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技术。

天文学：《摩尼教历》用于敦煌官府农时测算（P.2014）。

2、军事贵族的庇护与政治依附（8—9世纪初）

安史之乱后，回鹘汗国将摩尼教定为国教，《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763年助唐平叛后，要求在长安、洛阳等地重建摩尼寺。唐贞元年间（785—804年），回鹘摩尼僧获准“每岁往来西市”，形成特殊的政教贸易网络；摩尼师担任回鹘使团通译（《旧唐书》卷195）；摩尼僧参与绢马贸易中介（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代收商业税（大谷文书5836号）。

3、民间社会的渗透

福建霞浦发现《冥福请佛文》证明，9世纪后期摩尼教已改用道教“度亡”科仪。

敦煌变文《摩尼教下生经》将末劫思想与弥勒信仰结合，在河西地区广泛流传。

编辑：亚亚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