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是内丹术在20世纪的强势复活。气，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指向比较宽泛，医者用“气”指代那些他们很难解释清楚的生理病理以及医疗现象，这也正是“气”的奇妙之处。在医疗资源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大部分疾病都凭借自身的“气”获得痊愈，因此，气的作用宽谱而神秘。学者引用气并加以发挥的余地极为广阔，所以气这一概念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大凡著书立说，都习惯于引用气的观点，尽管论者未必透彻了解气的本质内涵。实际上关于何为“气”，从来言人人殊。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庄子·知北游》）孔子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论语·季路》）孟子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墨子说：“足以充虚继气，强肱股，耳目聪明，则止。”（《墨子·节用》）管子说：“邪气袭内，正色乃衰。”（《管子·形势》）他们都有关于“气”的说辞，但毫无疑问，以上各家所说的“气”，显然不能做同一解，也与今人所谓“气功”无关。

使用气的概念最广泛最频繁的，当属先秦“神仙家”（“燕齐学派”）。燕齐神仙家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汉末发育为道教。神仙家以行气为主要修炼手段，行气，神仙家称之为“导引”。慧琳说：“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名为导引。”（《一切经音义·地精疏义》）这是外力导引，与气的关联不明显。庄子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说道引（导引）是“呼吸”行为，气为行为主体，与气功之“气”很接近了。李石说：“李泌绝粒五六载，身轻能行于屏风上。引指使气，可以吹烛至灭。导引，骨珊然有声，号锁子骨。”（《续博物志·卷七》）肯定导引可以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行导引，身体状况异于常人，还说李泌“引指使气”，发出的“气”可以吹灭蜡烛，这应该是最早的气功发放“外气”制动的记载。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为“气”的开创了广阔的门径。当代气功学者借此做文章，衍生出诸多新名词：气门、气穴、气海、气轮、气街、气人。气人，即充满生气的人。还有气全、气盛等等。[见冯理达：《现代气功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13页。]

中国道教发生于汉末，晚于佛教、基督教。基督教虽然发生在纪元初，伊斯兰教发生在七世纪，但它们的“资历”相当深厚，基督教的原本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原本易卜拉欣“正教”的哈尼夫思想，它们的主要教义理论很早就在中东地区流布了。道教是一种实践型的宗教，它没有系统的教义理论，它几乎没有自己的“经书”，只得把《老子》称作“道德经”，把《庄子》称作“南华经”，充为经典，在所有的宗教中属于另类。由于道教徒没有必须记诵的经书，“导引”就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导，导气，引，引动肢体，导引，就是与肢体运动与呼吸吐纳相配合的技术，在中国被称为方术，“方术”这个词略带贬义，“方士”也往往成为“诈骗者”的同义语。葛洪说：“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抱朴子内篇·别旨》）举凡所有的肢体活动，如果和呼吸吐纳相配合，都可以看作导引。伍冲虚说：“广成子曰：人之反复呼吸，彻于蒂。一吸则天气下降，一呼则地气上升，我之真气相接也。”（《伍柳仙宗·天仙正理·火候经》）不过经过清整的道教对导引有独到的解说，强调导引的内部环境，所谓“内部环境”，就是修炼者的心情，道教称为“筑基”，要求心境适合，适合的标志是“祥和”，《云笈七签》“云鉴导引法”说：“导引之道，务于祥和，俯仰安徐，屈伸自有节。”（《云笈七签》卷三十六·杂修摄部五）导引之时，首先精神上必须祥和，身体俯仰之时，也要不徐不疾，肢体伸曲时，也必须有节奏和节制，身体这个“基”完整有序，还要保持动态平衡。这一套说辞，往往被后世导引者奉为圭臬。

导引术的基本要领，要平心静气，调整呼吸，运动四肢身躯，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但导引既为道教的专利，道教自然乐于将导引术神秘化和神圣化，遂引“炁”入导引。“炁”与“氣”都源自于古字“气”，气是象形字，拟云气蒸腾，唐以前，炁与氣没有区别，其后道教以“炁”来代表先天，是一切生命与事物的来源，以古字“气”来代表后天，拒绝米字底有世俗烟火气的“氣”，炁与气的指代意义就被分开了。1980年代许多气功书误认“气”为“氣”的简化字，想当然写作“氣功”以拟古，分明数典忘祖。先天之“炁”炼心养神，益智强身，増智开慧，返朴归真，达到天人合一，后天之“气”经过修炼功夫，与“炁”和合，能量不可估量，最高境界得道成仙。练炁功开门课是“修心养性”，心是根本，身体是枝末，身体只是精神的“暂存体”“幻化身”。无相之相，谓之实相。“无相”即“先天炁”。把它与通灵术和道教的终极目标成仙相勾连，导引就被神化为成仙的路径。世上人不能个个成仙，道教认为，那些成仙的人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高尚的人，比如黄帝。这一点非常重要，导引由技术走向政治偏邪，此为关节点。1980年代的气功，大部分功法都强调修炼本门派的练习者必须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简单的健身术被复杂化为高大上的道德说教，导引术与道德修养一体化。一些为政者和道德说教理论家对此颇为欣赏，认为它张扬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塑造中国人美好的心灵，从此逢人说项。

道教强拉老子为始祖，以《道德经》为教义，简单的导引，升格为“导引术（教）”。这里发生了误解，误解出于神仙家们故意。老子的“道德”纯粹为哲学概念，道，宇宙本体；德，宇宙（道）的表象。它与人格和人际关系盈亏优劣评价的“道德”鸡鸭不同笼，但导引术坚定要求行导引者必须先修人格品德，德行不良者不能修习导引术。这个说法实为“导引教”的自救自解之术，因为导引既有舒筋活络、强身健体的功效，也时而有运气出偏、“走火入魔”的情况发生，为了维护导引的名誉，导引领袖们把这些出偏的习练者归并为德行不良的一类。出偏者对此无法否认，因为任何人都自知道“德”上果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乃至德行有亏，平时无人知晓，一旦练习导引术，德行的亏损就大白于天下，行导引求马得驴，还自暴其丑，所以，导引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流行，往往只作为“大师”的点缀，高手会晤，做几个略带神秘感的动作，点到即止，炼金丹才是他们的主题。

发现了导引的弊端，修道者转而寻求更直接更方便的成仙途径——炼金丹，简称“炼丹”。道教宗师们发明了炼丹，但参与炼丹者不限于道教，这个庞杂的社会群体，人员众多，成分复杂。

玄虚的气功内丹术盛行，排挤了实物的金丹术以后，金丹术被贬称为“外丹术”或“黄白术”。但在内丹术盛行以前，金丹术却是至尊的帝王长生秘术，坚不外传，据说服食丹药可以获得长生，帝王可以万寿无疆。葛洪《抱朴子·金丹》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炼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金丹，一个是变，固体液体气体互相转化；一个是不变，最后它们仍然是丹砂或水银。与《易》既变动不居又恒定不易的学说暗合。葛洪认为，自然界一切都在变化，包括人的生老病死。自然界的一些变化都可以人为实现，比如人的生命延长乃至无限长。大道自然，天人合一，关键在于掌握它的技巧。对于人体，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借助外物的力量获得永生，比如服食金丹。《抱朴子·金丹》中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也。”金丹百炼不消。如果人服食了它们，吸收了它们的精华，就会具有与它们有相同的性质，像它们一样万世不朽，这叫“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找到另外一些变和不变的物质，金和玉恒久不变，可以作为人生命的模板。人服食金玉，身体接受金丹金玉的滋养，逐渐也会产生金玉的品质，也会跟金玉一样获得恒久的生命。这样简单的类比，是初期道教的主要行教方式，可见此时的道教还没有摆脱先秦时期方术之士和神仙家的思维框架。汉武帝用“仙露”调和玉屑吞服，以求长生，今人闻之哑然，当时却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丹即丹砂，矿物质硫化汞，一种无机化合物，呈红色，故谓之丹砂或朱砂。丹砂迥异草木，不但烧而不烬，而且可以反复烧炼，变化万端，令人称奇。丹砂烧化生成的水银属于金属物质，它的常态却是液体，而且可以挥发为气体，这与一般意义上的“金属”截然不同，充满神秘感。

丹砂是炼丹的主要材料，丹砂炼出的水银形体圆转流动，易于挥发，表现为变。人们感到神奇的同时也有困惑，试图固化它，选择其他金石药物配合液态汞，按照一定配方彼此混合烧炼，并让它们反复进行氧化和还原反应，以炼就“九转还丹”，或称“九还金丹”。九，反复多次以致无数次。《神农本草经》将五金、三黄、乒石等四十多味药物分别列为上、中、下三品，指出其分等级的标准：“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仙，遨游上下，（《神农百草经》卷三）其中丹砂列为炼丹的上品第一。

炼制金丹是早期道教的主要行教内容，道教徒对这一过程也进行了神秘化的设定安排。如炼丹的处所，应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以防“邪气得进，丹药不成”。而这里又有神仙曾经光顾的民间传说，一般都在名胜山水处。佛教盛行之后，民间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谚语，但此前，这些名山几乎都被道士们开辟为炼丹的宝地。进山，要选“开山月（三月或九月）”的吉日良辰，筑坛，要烧符篆，炉鼎插置宝剑古镜。然后七七四十九日炼大药，这“七七四十九”为历代内丹术袭用，严新气功的关键词“七七四十九”，原来渊源有自。炼药既成，开鼎，主持人斋戒七天，顶冠披道袍，跪捧药炉，面南祷请大道天尊，等等。总之，炼丹的过程，形式远远大于内容。

炼丹的主要工具丹炉，是修道者的生命所在，修道者视为珍宝，因为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神奇的丹炉上面了。丹炉也叫丹灶，安置在丹炉内部的反应室，叫做丹鼎，又名“神室”，神室形制不一，用材各异，有的像葫芦，有的像坩埚；有的用金属的金银铜制作，有的用陶或瓷。还有一种“悬胎鼎”，内分三层，悬空于灶中，是丹炉中的高档货，秘不示人的。道教神秘不使人知的事物很多，丹炉尤其如此。丹炉上面安置有一种银制的“水海”，用以降温。另有一种“水火鼎”，相当于现代机器的“内冷却”系统，当时的高科技，也优于千年后的同类精密仪器。炼丹家把药物放在炉中加热，使药物在里面熔化并起反应，使之升华，发生质变。

炼丹家炼成能使人“长生”的神丹，这个过程中还产生副产品，就像制作粉条会产生豆汁一样，炼丹的副产品“点铁成金”，称“点金术”。《抱朴子·金丹》说：“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作黄金。”炼丹成金，对炼丹家是巨大的鼓舞，《周易参同契》说：“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周易参同契》卷上）自然界中的金、银、玉等矿物，原子性质稳定，不易发生朽坏变化，故炼丹家认为人类服用金、玉等物质，就能将其性质转移到人体，可以使血肉之躯同样“不败朽”，进而引发出通过炼丹方法以升炼金银，将汞与铅、铜、铁等普通金属按不同比例配方，烧炼成黄色或白色的金或银。所以这门技术和学问又叫“黄白术”。但黄白术、点金术产生的金银，看似金银，但它们含金量和含银量仍然只有掺进去的那一点，丝毫不能改变这一堆物质的原子结构，人们叫它“伪金”“伪银”，根本无法进入货币流通领域，一旦被拆穿，则谎称“药金药银”作掩饰。

服用金丹也有一套神秘的近乎诡异的仪式，以增加金丹精神层面的“效力”。道教是一种实践型的宗教，道士们身体力行，炼金丹服食金丹，从前辈祖师中获取种种手段，也从佛教借用行教仪轨，早期道教的经典大多取自佛教，也验证了儒释道三家同源的论断。

金丹之理论与实践，言之凿凿。但道士服食一般效果不佳，经过几代道士修炼者的“衣钵”传授，道士们把金丹的施用范围缩小到富贵阶层。一直到明代，金丹的流布只限于上流社会，特别施用于皇宫。但在宫廷以及它的衍生物皇室、王室，在扩展到富贵阶层，金丹的市场却很“广阔”。说它广阔，因为宫廷里服食金丹的皇帝历代不绝，皇帝们已经对金丹产生严重的精神依赖。

炼金丹的另一项副产品是氧化砷（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跟水银（汞）一样，氧化砷也是一种剧毒物质。但它们还有一项奇妙的功能：微量和痕量服用，能使人面色红润，身轻体健，精神亢奋，与“冰毒”一样，又特别利于“房中”，有“返老还童（年轻）”的功效。这给那些“服食求神仙”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巨大的实证鼓励，使他们欲罢不能，其实他们也没有要“罢”的意思，只求加大剂量，获得更显著的效果。这么神奇的药物，一定不惜重金，皇帝倾国库之力，供给炼丹道士，即使不很富贵的如苏轼，也“十年家火烧凡铅”，以致这些道士往往富可敌国，尊比王侯。

服食者持续要求增加丹药的剂量，这也跟吸毒一样，身体的耐受程度随服食的进程而提高，必须增加剂量，才能维持那种身轻如燕、精力超常，得以久战房中的美妙感觉。剂量增大到极限，服食者的身体承受力崩塌，导致死亡。即使不增加服食剂量，他从前已经吞服的丹药累加，丹毒终究会发作。丹药的主要成分汞，在人体里堆累式积聚，发生不可逆反应，不管皇帝们是否加大剂量。东晋哀帝司马丕20岁即皇帝位，立即动用国力开发丹药，服食剂量不断增加，还时常“辟谷”，死时年仅25岁，是历代死于丹药的皇帝中最年轻的一位。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英明神武，可称一代雄杰，因服食金丹，导致神经错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年仅39岁。唐朝皇室开发丹药达到巅峰，因服食金丹而死亡的皇帝也最多。太宗李世民让一个印度方士为他炼制长生药，服食不久就死于非命，终年51岁。宪宗李纯，号称“中兴之主”，服食丹药导致精神错乱，43岁时为宦官所杀。穆宗李恒，30岁上死于丹药，武宗李炎，33岁上死于丹药。宣宗李忱，时称“小太宗”，50岁上死于丹药。明朝多数皇帝急于求成，内丹、外丹双管齐下，结果，家事国事天下事，其政治的荒唐和结局的凄惨见在史册。

帝王炼丹，丹药昂贵，优质丹砂还需要从交趾“进口”，非一般经济实力可办，等而下之的人们求长生，就服食“五石散”。五石散，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矿物类毒品，其基本成分为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五石散的毒性小于金丹，但同样难以排出体外，性质应与当代植物源毒品相近。何晏向人夸耀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傅粉何郎”的效果，大抵得力于砒霜或五毒。六朝以来，服食丹药成上流社会时尚，“竹林七贤”的怪诞行为，多为服食五石散的并发症和后遗症，他们必须穿宽大的衣服，或不着衣，也不能洗澡，还得不停地疾走，以疏散毒性，称作“发散”，不然就五内爆裂而死。魏晋上流社会的士人们貌似通侻，实际正为丹药所苦。

经过几百年的试错，人们终于认识到丹药的危险，宋元以后，只有抱残守缺的帝王们还在坚持要求道士们炼制“安全”的丹药。但所有的丹药药源相同，只在药品配伍上增增减减，丹毒终究不可避免，一旦无毒，就无效，而道士们不敢炼制无效的丹药，于是帝王继续死于丹毒。不过，上流社会可以尝试另一种“金丹”，这种金丹保证无毒，无毒的“丹药”却与此前危险的丹药有同等“效力”。导引行气这种“金丹”，道家称为“内丹”。导引在先秦曾被人追捧，继而受冷落，明清再度风行于权贵阶层，完成一个轮回。不过这次流行改换了一个名号，借用炼丹术的响亮名头，就叫“内丹”。

内丹相对于外丹而言。导引借用金丹术的名称，傲慢地把自己称作“内丹术”，相应地贬称原来的金丹术为“外丹”。所谓外丹，即将铅汞硫磺等药物原料用炉火烧炼，合成一种化合药物，药物在体外合成；内丹指炼养体内“精、气、神”，使之凝结成“丹”。这其实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导引术把外丹的名词全部接收过来，用以称说自己的修炼过程和步骤，并神秘其说，如把身体称作“丹鼎”具体指小腹部位，严新的“荷花”和李洪志的“法轮”所在地。将运气的基础动作行为准备等称作“筑基”，将精气神比作“药物”，把运神即以意领气称作“火候”。经过一定历程和一定的修炼之后，人体的精气神将会在丹田凝聚起来，叫做“结丹”。气息在体内运行，叫做“运丹”，等等。伍冲虚说：“予故曰：自知药生而采取封固，运火天周其中，进退、颠倒、沐浴、呼嘘、行住、起止，工法虽殊，真机至妙，在于一气贯真炁而不失于二绪，一神驭二气而不少离于他见，三百周天犹有分余象润。数一候玄妙，机同于三百候，方得炁归一炁，神定一神，精住气凝，候足止火，以为入药之基质，存神之舍宅也。”（《伍柳仙宗·天仙正理·火候经》）神乎其神，玄之又玄，处处预留为炼药不成而自解的机关。明清以来内丹术大抵遵循此道。

内丹导引在清代大行其道，终于取代外丹，成为道教的主要行教方式。由于内丹教法简单，不须大量金钱投入，两手空空，正好“炼丹”，很投合中国底层贫穷者的心态。外丹盛行时，他们没有能力参与，因为外丹过于靡费，但求长生的愿望不因为阶级差别而改变，内丹则彻底填平了求长生者的阶级鸿沟，所以清代中期内丹术在一些地区向社会下层流动，陕甘一带产生的“圆顿教”，就是以导引为行教方式的一宗邪教。圆顿邪教为“外佛内道”，它摘取佛教“顿悟”二字做招牌，对外妄称佛陀，以道教的内丹修炼为手段，聚拢民众，借以形成武装势力，图谋造反夺权。社会上层武力威胁向为政者索取或索取政治权力，底层则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贫困处境。王伏林贫穷潦倒，却把内丹“顿悟”作为画饼奉献给民众，许诺攻下河州、兰州，追随者可以无限量吃白面馍。民众为这“丰厚”的利益吸引，随同他揭竿而起，结果这些希望到大城市吃免费馍的教徒被全体扼杀在他们的造反总部。

导引术大范围、大规模爆发式流行于中国，开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北方，内丹术从权贵阶层下降到民间，农村几乎目不识丁的庄稼汉，组成以“义和拳”为标志的基层民众习练团体，“奉旨造反”后自动升格为“义和团”。从它的表现形式来看，以道教的内丹为主要门径，增加了吞服灵丹画符念咒的内容，内丹外丹已然合流。义和团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教，它杂糅了导引、符箓、咒语、武术等“神仙佛道俗”的因素，形成以民间巫术为特色的“暴民运动”，突出表现了这个群体的愚昧无知且容易被煽动。旧式戏曲舞台上，大将出战，服饰豪华，仪仗威武，“甜瓜苦瓜黄金镀”，尤其脊背上还要插着四面彩色旗，整个人花花绿绿的十分夸张。北方戏曲刻意制造这样的舞台效果，与南方戏曲文辞典雅服饰朴素殊途，台下的民众看得心花怒放。愚昧的义和团不能区别舞台与现实，预备上战场的义和团战士人人装扮成大将军模样，勾画了“青龙”“白虎”典韦、窦尔敦的脸谱，扎上“大靠”，每人背后四面小旗迎风招展。“大将军们”龙门吊车似的半蹲着身子，手扶“关二爷”青龙偃月刀，顿挫着“马步”向洋兵逼近。即使见过野蛮部落战争的洋鬼子也被这阵势唬得魂飞魄散，不相信脚下是五千年文明中华帝国的土地。历来为政者对这类带有明显邪教色彩的暴民行动都严厉镇压，因为它走向不定，一旦失控，会引起极为严重的国家动荡，所以此类暴民运动虽然历代不绝，但很难形成规模势力。清朝末年，君昏臣乱，朝野疲弱，主政的皇太后失政，满清王公颟顸迂腐，上下主观玩火，凌轹正见，宣战列强，企图利用习练邪术的暴民，驱使之暴力攻击各国大使馆及来华人员。

庚子乱后十八年，李大钊申论中西文化之优劣，总结义和团作乱教训时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颓废之极端，就是义和团暴民无序运动。鲁迅说：“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豫兆。”少数人练没关系，少数人鼓吹也不要紧，“但此书是已经官署审定，又很得教育家欢迎，——近来议员又提议推行，还未知是否同派——到处学习，这便是的确成了一种社会现象。”[鲁迅：《拳术与拳匪》，载《集外集拾遗补编》，1995年版。文中所说“此书”指马良主编、国会通过的武术教材《中华新武术》。]鬼道精神大行其道，就是极危险的社会现象，预示着义和团运动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人们感慨鲁迅意见的深邃洞明。

陈独秀《克林德碑》，对义和团现象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陈独秀：《克林德碑》，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241页。]

鬼道大行其道，更有高尚的理由：爱国救国。伪科学伪气功猖獗，除了“修德”，也有“爱国”的金字招牌。大师们不约而同地宣称，中国要在21世纪将引领世界，必须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易经八卦阴阳五行，还有气功。胡适批判道：

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文选自序）》，《胡适文存》（第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59页。]

义和团之乱，给国家造成巨大伤痛，国家和“义和团”从此都一蹶不振。义和团的回光返照，是1946年哈尔滨“8·28”暴动，义和团作为“黄枪会”的帮凶，武装攻击驻哈尔滨的八路军总部和新生人民政权，他们的所谓“武装”，仍然扎枪大刀。庚子之乱半个世纪后，“正宗”的义和团仍然愚昧冥顽不化如此。共和国初立，国内邪教残余蠢蠢欲动，一贯道、九宫道、在理教、同善会、梅花拳、西华堂、圣贤道、白枪会、老母道、一心堂、三教堂等，多少都有义和团的作风，继续借助巫术兴妖作怪。

时至1950年代，人们把导引与巫术结合的作法称之为“气功”，意为以运气为主要手段的“中国功夫”，巫术企图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还魂。经过近20年的预备期，1970年代，“气功”获得社会的认可，当时，“中国功夫”正风靡世界，所谓“气功”借此东风，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著名品牌。

当代人给“气功”作如下定义：“气功是基于古典的人体生命整体观，通过能动地运用意识的锻炼，自觉地加强神、意对气（人体内外环境里的气）和形的控制，强化自身的生命运动，激发、提高人的固有智能，使身心臻于高度和谐方法。”[ 庞明、润川：《气功要旨》，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1998年10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亲自向华夏智能功、严新气功、慧明功、心功、盘山阴阳功、虚灵功、幸福功、元极功等11种气功功法颁发证书，标志着“气功”终于修成正果，光明正大地被纳入体育世界，汇进社会主流，导引术的移花接木策略获得划时代的成功。

气功师大多表面上主张修德，看似与当时提倡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吻合。国家推崇的“德育大师”唇焦舌燥，而听者邈邈，气功大师台上一个手势，却万众迷狂，气功热潮炙烤中华大地。但事与愿违，无序运动的巫术借助气功，诱惑煽动群众，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在中国形成成百上千与政府平行的潜在的权力组织，持续向社会向政府索取利益与权力。直到气功之一的“法轮功”发动针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4·25”围攻中南海事件。

编辑：Jackingsoul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