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喜欢冒用基督教名义，打着基督教旗号，这既和基督教的一般信仰特征和活动方式有关，也和中国基督教的具体处境和现阶段的教情发展息息相关。

1、基督教的“平民化”特征

根据《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邪教组织的界定，“冒用宗教”是邪教的基本特征，因为歪曲已有的宗教比凭空创造宗教要容易得多。可是，国内宗教那么多，为什么邪教头目要冒用基督教起家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本身具有“平民化”的特征。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教新教的诞生。新教运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产物，但“它首先是一个宗教性的运动，它试图恢复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宗教经验。”宗教改革家倡导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圣经具有最高权威三大原则，强调信徒直接与上帝相通，无需神职人员作中介，“它只聆听内心的圣灵而不倚赖任何其它的权威”。  因此，基督教简化圣事圣礼，取消天主教形式主义的弥撒形式、司铎制度、周密的圣统制，主张采用民族语言进行礼拜和崇拜的简朴形式，强调信徒的参与、读经和布道。

因此，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崇拜礼仪、传教方式等最为简单，入教门槛最低，只要受洗，即可加入。入教之后，也没有太多繁文缛节、清规戒律需要遵守。加之基督教的活动场所和聚会形式简单灵活，教堂、聚会点、信徒家庭、户外皆可聚会，人数可多可少，教牧人员可有可无，没有复杂的教制和行政组织，不用塑像，不用花钱，信徒人人平等，“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种人人参与简单的方式最为灵活方便，所以成立和发展一个教会显得非常容易。对邪教来说，冒用基督教比他们原创一套“教义”和“教规”要容易得多。同时，有的异端邪教首领则利用“信徒皆祭司”的理念，走上了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代表—代表上帝—利用上帝—自己是上帝的邪路。

同时，基督教的这一特点也导致了宗派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一旦意见不合，就可以从原来的宗派教会中分裂出去，自成一派，不受辖制。据统计，基督教现有41，000个宗派，信徒从几百万到几十个人不等，预计到2025年，将增加到55，000个宗派，基督教变得更加碎片化。  邪教也是利用这一点，鱼目混珠，冒充基督教的名号。

2、《圣经》的“通俗化”特征

在我国，佛教和道教虽有广泛的民间基础，但由于他们经典浩繁且艰涩难懂，一般人根本无法领会其内涵，想冒用都难。而基督教仅有唯一一本经典—《圣经》，虽然这是一本被世界公认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经典，但由于内容少有理论性的论证、思辨性的哲理，多是叙事性的记述（尤其是《旧约》中的历史书和《新约》中的福音书），简单明了。而且，中文《圣经》的白话文翻译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只要粗通文字，就能阅读并理解。另一方面，《圣经》中一部分书卷属于启示文学的先知书、启示录等，具有象征性，不易理解，为邪教的肆意发挥留下空间。另外，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传统是只有神职人员（如主教、神父、司祭等）才有阐释《圣经》的特权。马丁•路德强调“信徒是祭司”，提倡一切相信上帝的基督徒，都应该阅读《圣经》，领受《圣经》，得到不同的亮光——也就是对《圣经》的不同理解。这种观点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但亦有其负面的意义，就是给了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基督教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提出的‘人人是祭司’的思想虽在当时反对圣统制的天主教、解放人性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既然人人都对《圣经》有解释权，基督教的教义就有可能被一些人利用，把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标榜成是唯一正确的。一旦他们的说教能赢得一批信众，再把自己说成是耶稣基督的复临，让信徒顶礼膜拜，很容易成为异端邪教。这也解释了基督新教中出的异端邪教远比天主教多的一个原因。” 

3、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和信徒群体层次较低的特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重新贯彻落实宗教信仰政策，基督教恢复活动、聚会复堂礼拜之后，我国基督教经历了快速的发展，有的称之为爆炸式增长，有的说是福音大复兴。不管怎么说，基督教是我国进30年来宗教中间发展最快、增长最快的宗教，是各界一致的看法。

1979年4月8日，浙江宁波百年堂复堂礼拜，成为“文革”以后全国第一个恢复礼拜的教堂。到1980年代中期，“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奉基督的名聚会的礼拜堂和聚会点。”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信徒人数和教会堂点数量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教会成为普世教会中发展最快的教会之一。全国信徒人数1986年330多万，1992年发展到500多万，1996年时达1000万左右，1999年超过1500万。全国开放的礼拜堂，1980年10月有50多所。  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2天3所强的速度在恢复和建立”，进入1990年代则“平均每天恢复重建6个堂点”。1986年全国共有教堂4044所，1992年7000多所，1996年12，000所，1999年增加到16，000余所，其中70%是新建的；聚会点1986年16868个，从1992年的20，000多个，1996年的25，000个，1999年达32，000个。

前面提到过基督教的平民化特征，在中国基督教的信徒群体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00年之前，从全国来说，80%的信徒在农村，形成了“老年人多”、“妇女多”、“文盲半文盲多”、“因病信教的多”等突出特点。新世纪以来，虽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但基本面上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如2009年对湖北省基督教情况的调查显示：基督徒在整体上以妇女多、中老年为主、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特征比较明显。在全省参加礼拜的人群中，男性16.53%，女性83.47%；在该月领圣餐的信徒中，男性15.77%，女性84.23%。对2008年全省新受洗信徒的年龄统计，18岁以下的占1.33%，18-45岁的占28.38%，45-59岁的占39.48%，60岁以上的占30.81%。在受教育程度上，2008年受洗的信徒中，小学以及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占47.73%，中学文化的占44.06%，大专大学的占6.94%，大学以上的占1.27%。

八十、九十年代，基督教在中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快速传播和发展，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信徒群体的种种特点，造成他们缺乏辨别正邪是非的能力，容易盲从，容易受迷惑，无形中为邪教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市场。

4、“吃饼得饱” 的功利式信仰

中国人向来没有强烈的宗教意识，但人们的信仰往往带有显明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无事不登三宝殿”，“平时不烧香，临时报佛脚”之类的俗话，便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了这种特征。基督教传入中国后，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传统民间宗教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很多人加入基督教，就是要从中谋取“好处”。他们的信仰不注重心灵的净化，只注重物质的好处，盼望得福免祸、消灾去病，以实现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生意兴隆、升官发财等愿望。

改革开放之初，民间宗教和信仰在广大农村地区仍被当做封建迷信被禁止，恢复缓慢，而基督教利用其简单灵活的活动方式“趁虚而入”，与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相参杂混合，提供了农民对于神祗崇拜的需要。一旦传播开来，民间很多拜菩萨、信鬼神的也被吸引转而信奉基督教。他们对基督教的真理缺乏正确的认识，仍以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的心态对待基督教，满足于低层次的精神追求，追求信仰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例如，有的信徒抢着吃喝传道人吃喝剩下的东西，说这就是灵粮灵水。有的是抱着“信了教，不吃药不打针，祷告就能治病，无病能保平安。入了会，种地不用化肥，不施农药也有好收成，六畜兴旺，缸中的粮食会自动增加，一天吃二两粮就够。信了‘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接受‘福音’就能保全家平安。信‘神’后能躲避灾难，否则就不会得到‘神’的保佑，难逃世界末日的劫难”的心态  这种信仰状态导致很多信徒首先关心的是祈祷灵不灵，而不是教义的真不真、对不对。门徒会创始人季三保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同样的年龄因同样的疾病去世，当第三个儿子又得了与前两个儿子一样的疾病时，有人给他传福音，季三保发誓，“只要孩子病能好就信，谁叫病好，我就信谁”！正是这个原因，他加入了基督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创立了门徒会。

这种信仰与民间会道门无异，成为异端邪教滋生的温床，为异端邪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市场。“它们虽然饰以基督教词汇，但其信仰框架仍不脱以前的民间思想体系，所不同的是以基督取代佛祖、菩萨，以耶稣再世取代弥勒佛当主。用一句中国俗语‘旧瓶装新酒’来形容当代中国邪教信仰中所表现出的民间会道门与基督教的主体关系，应该说是很恰当的。”  由此可见，“吃饼得饱”的功利式信仰是邪教组织喜欢冒用基督教的另一个原因。

5、保守、落后的神学思想

外国传教士传教中国，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自然而然会带着明显的西方烙印，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在欧美基督教奋兴运动、敬虔运动和大觉醒运动的激发下形成的，早期“大多数新教传教士都是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敬信主义’和‘福音觉醒’运动的追随者。”他们虽然信仰虔诚，富有热枕，其中也不乏思想开明、知识渊博、神学造诣深厚的杰出传教士，但从整体来看，大多数来华传教士神学观念保守，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例如，英国传教士“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不多”，而“绝大多数美国传教士则来自乡村或小城镇”。  对中国基层教会影响深远的内地会在神学观点上相对保守，“许多成员（传教士）只受过很少的教育”。  

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当时中国教会中传讲的信息，占大多数的“仍是（西方）中世纪的福音，也就是‘只重在死后玄渺的生命，而贱视现在实际的生活’，‘不重伦理，惟尚玄理，不求实际上之拯救，唯传感情的信仰，不谋改革社会，唯求个人的得救’” 。广大的中国信徒和教牧人员仍然在“人云亦云，拾西方的遗唾，奉为不易的宝训。对于西方来的古训遗传，只晓得作卑鄙的模仿，无思想的抄袭”。  信仰上整体只重个人得救的信仰经历，不重服务社会的信仰责任。因此，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三自”发起人吴耀宗先生就指出：“所谓自传，不只是‘什么人传’的问题，而更是‘传什么的问题’。……中国的信徒应当传什么呢？中国的基督教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的宣教人才，大半是受过西方神学训练的；中国基督教的读物，大半是西方著述的译本。若要真的自传，中国的信徒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的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这样，我们才能把耶稣的福音的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教会停止活动，神学的思考和建设完全停顿。教会恢复活动以来，收回教产、恢复礼拜、新建堂点、印刷圣经、恢复开办神学院校等事工占据了中国教会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无暇也没有力量顾及神学思考，致使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严重滞后。此时，几十年前流行的保守、落后和狭隘的神学思想和观点，几乎原封不动地在教会中流传起来，可以说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是“50年不变” 。到了90年代，“在我国的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还不时出现照抄上个世纪西方有些传教士否定我国文化的论调，或海外某些书籍所发表的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脱节，甚至与引导信徒爱国爱教的原则有悖。如不重视改进，将产生不良社会后果”。这些保守的神学思想比较突出的有：片面理解主的再来，否定今生的努力；以“信与不信”来划分人群，造成人为的隔膜甚至对立；以“听从神不听从人”为由，藐视国家的法律、法规；把三自爱国运动误解成是政教合一的运动；片面强调“属灵”，轻视理性，使一些信徒的信仰趋向狂热与迷信；只注重个人得救，却忽视基督徒应有的社会责任，信仰功利化的现象严重，等等。

中国基督教在教义研究、神学思想探讨、教会体制探索等软件建设方面的薄弱是异端邪教滋生蔓延的深层次原因。因为教会若只有人数的增加，却没有神学思想的成熟，就容易“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 。特别是“无法防范基督教与传统民间宗教作宗教融合，这也是几乎所有在中国出现与基督教有关的异端基督教的基本形式。这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大陆出现大量基督教异端邪说。”时至今日，在处理爱教与爱国、永生与今生、属灵与属世、精神与物质等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教会仍然做得不好。邪教组织者和传播者就是有意将类似于上述话题中的两个本应平衡的概念故意对立起来，鼓吹宗教极端，将信者带向错误的深渊。

6、“羊多牧少”的基本生态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教育和教会生活中断过较长时间，它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改革开放后教会恢复活动时教牧人员老化严重，断层明显，“羊多牧少”情况普遍存在。直到九十年代初，“500多万信徒的中国教会按立的牧师只有1000名左右，这是少得惊人的。……6年来1000余位毕业生中已被按立的仅数十人。”广大农村基层教会多数没有长老，没有执事，甚至有的地区7、8个县没有一个圣职人员，广大禾场有羊无牧。近30年来，我国基督教神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恢复、新建了22所神学院和圣经学校，还有数以百计的培训中心。但是，相对于信徒人数和教会数量的增长速度，教牧人员的增长速度仍然显得滞后。例如，2009年，湖北省所有教会堂点中，没有牧师的占94.02%；没有牧师和副牧师（教师）的占86.14%；没有任何教牧人员的占41.07%。如果按信徒人数比例计算，一个牧师平均要牧养1881名信徒。这样的比例，使得教牧人员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信徒的灵性需要和帮助解决其具体的困难。例如，按中国教会的惯例，一般每月举行一次圣餐礼拜，但由于缺乏能够主持圣礼的教牧人员，该省只有不到一半（43.5%）的教会能够每月举行一次圣餐。

为了应对“羊多牧少”尴尬，很多地方开设了传道人的“速成班”，只要经过一月甚至数天的培训，就可以持证上岗。在湖北省教会2000多名传道人中神学毕业生仅占3.93%；68.48%的传道员或多或少参加短期培训；但仍有27.59%的传道员从未接受任何神学培训。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做法的确能起缓解“羊多牧少”的作用，但其中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些人没有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对教义和神学的理解势必会存在一些不足，他们的教导就极有可能误导信徒。

很多地方，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便出现了由信仰根基、《圣经》知识和教会管理都不专业的义工带领教会的情形，甚至出现了一批未经任何培训和认可的自封传道人。一方面，教会和信徒在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教会里没有讲道和牧养的教牧人员；一方面，信徒对讲台供应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教牧人员的讲道、牧养水平却迟迟不能提升。这种情况下，一些信徒便会因为对信仰的理解过于模糊、肤浅而缺少对邪教的分辨能力，以致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成为邪教的俘虏。更何况，有些义工本身对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圣经和神学不甚清楚，一旦受到欺蒙诱惑，不但自己被异端邪教拉过去，连所带领的聚会点信徒亦被一锅端。

7、基督教两会体制松散，“后宗派”模式缺乏有效教务管理

1958年，中国基督教实现了联合礼拜；1980年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教会进入到后宗派时期，宗派组织、宗派体系以及宗派的管理架构已不复存在。结束宗派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教会的大团结，无疑是中国基督教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教会对普世教会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联合礼拜之前，各个宗派大多都有属于本宗派的约定俗成的运作模式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对加强内部管理、防范异端邪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联合礼拜之后，中国基督教在“破”宗派藩篱的同时，没有及时“立”出一套适合中国基督教教情的教义教规、典章仪轨和管理模式，破而未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教会的内部监督、审察和管理。

基督教两会体制体现了互相尊重与教会合一精神，但中国基督教尚未在神学上对联合体制做出清晰而合适的解释，或者说，联合体制尚未在神学理论上有效体现出来。按照《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基督教两会要“指导和支持”、“协助”治理教会、管理教务，而教会堂点要“接受本地教务组织的指导与督促”。但在实际工作中，目前，各级基督教两会，以及大部分基督教两会与教会堂点之间缺乏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单纯的“协调指导”关系不具实际意义，没有办法很好地监督、管理基层教会，以致于一些基层教会由于缺少必要的约束力，在聚会点的设立、教牧人员的选拔按立等事工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基督教两会直接管理的教会堂点量少面窄，造成基督教两会与教会堂点关系松散，使得中国教会显得比较杂乱而散漫，给异端邪教可乘之机。

同时，当前我国基督教两会的组织建设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市县一级，基督教两会组织最为缺乏。2012年，我国1228个县（区、旗）建立基督教两会组织，只占到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的43％。即便是成立基督教两会组织的，也存在“三无”现象，即：无专职办公人员、无固定办公场所、无办公经费。越往基层，“三无”现象越是突出。“三无”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基督教两会成为“三不”组织：不能有效联系和团结信徒群众，不能有效抵挡异端邪说，不能有效抵御海外渗透。

对此，有学者以香港为例，指出香港基督教异端邪教远比大陆少，主要是因为香港基督教很好地保存了基督教教派传统，因此由比较强的抵御异端邪教的能力。而“大陆教会……没有教义和礼仪上的正统，失去了防范异端邪教的正常机制，教会缺乏在教义和传统上自我审查机制。”  这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基督教的反例：韩国基督教宗派林立，但基督教异端邪教层出不穷。

中国教会始终提倡高举圣经，持守信经，并把它作为甄别、揭露、抵制异端邪教的标准。但仅仅如此，显然太过原则化，实际效果不足，因为基督教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教会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既符合普世教会普遍原则和教会历史传统，又结合中国教会自身特点的教义规范、释经原则和教会建构。这方面的缺失使得异端邪教较为容易地以其片面引用圣经章节、似是而非的教导、冒用基督教的语言和活动方式等步步得逞。在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上，不事正统而独树一帜者有很多，但因为已有的教制规范、教义认同和传统自觉对其形成了免疫力，不但不会轻易受其侵扰，而且会较为迅速地予以揭露，使之无自由活动的空间。而目前中国基督教正是缺乏这样的免疫力。

8、海外势力的渗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与海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深入。这种大背景下，一些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组织和个人也会较以前更容易进入中国。当然，这些组织和个人中大多能够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也能尊重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但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置我国的国家主权和教会主权不顾，私下里进行宗教渗透。一方面，他们的工作给教会增加了混乱，给异端邪教留下了进入教会的空子。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和个人本身就有可能是异端邪教。因此，这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海外势力无形中也成了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的帮凶。

编辑：亚亚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