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作为当今人类社会的精神毒瘤，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极大的威胁。虽然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是邪教并没有完全消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层出不穷。探讨邪教产生和发展的心理根源，对人们认清邪教的本质，抵制邪教，远离邪教具有重要的意义。

邪教作为当今人类社会的一颗精神毒瘤，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特质。虽然科技在不断发展，社会也在不断进步，但邪教在当代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层出不穷，如国外的“耐克塞姆”“科学教派”“上帝之子”“奥修教”“统一教”“大卫教派”“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恢复上帝十诫运动”及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法轮功”“全能神”和“门徒会”，等等。它们一般都神化教主，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骗人钱财，害人性命，对抗政府，危害社会。而邪教教主能够让信徒们痴迷不悟、死心塌地，甚至在教主的教唆下化身杀人恶魔还认为自己是在行善事，更有些人毫无价值地从容赴死却认为死得其所——这除了让人震惊之余，还令人万分不解。为何在科技发达、社会进步的今天，邪教还能俘获众多的信徒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仅用一句话说信徒们受了歪理邪说的欺骗是远远不够的，邪教的产生有其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既有现实的根源又有科学认识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必须对邪教形成的心理根源作分析。而对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可以帮助人们释疑解惑，了解邪教是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操纵信徒以实现其罪恶目的的。本文仅就邪教形成的心理根源进行探讨，它对于我们防范和打击邪教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邪教组织利用归属与认同的需要，诱导人们相信邪教的歪理邪说

在大自然和社会的巨大威力面前，人们常常感叹命运无常、个人渺小，并伴随产生软弱无力、孤独无助的感觉，因此容易在未知的事物上寻找精神寄托，认同一个强大的“神”来满足自己摆脱无助的内心需要。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是人对内外环境有某种需求的主观状态，人对需要的认识形成了人行动的动机，推动人们去追求需要的满足。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引发的行为就越强有力。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各种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人们的种种需要，把教主吹嘘为至高无上的“神”，编造一些歪理邪说去迎合大众需要，靠蒙蔽和欺骗大众，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 利用人们希望健康长寿的需要来引诱人们。如“法轮功”就利用人们的这种需要，宣传自己包治百病，得了病不用花钱吃药，只要练“法轮”，就可以“消业祛病”，以此来迎合人们的这种心理，引诱他人上当。这对社会上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老体弱者和弱势群体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这也是多数“法轮功”练习者的初衷。比如出生于1953年的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宋林（化名），早年因为自己所在的林业企业效益不太好，生活压力比较大，时常失眠。后来医院诊断出他血糖高，需要按时服药控制，这对本就生活拮据的他来说又是一笔必不可少的开销。在听说修炼“法轮功”有诸多好处后，宋林决定试一试。这一试，他的家庭生活便发生了巨变，他也最终落得双目失明的下场。

2. 利用人们对精神追求的需要来蛊惑大众。人总是要有所追求的，这是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丑恶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虽然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但精神世界却开始变得空虚。“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正是利用某些人的“信仰危机”乘虚而入，编造了一套“真、善、忍”的歪理邪说，说什么练“法轮功”可以帮助人们弃恶扬善，做好人，干好事；可以“圆满”“上天国”，满足了部分人的精神需求，从而控制了“法轮功”的痴迷者。比如现年61岁的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村民曾长梅，起初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勤劳能干，女儿们听话可爱，而她又有一手编制斗笠的技术，平常边给人加工斗笠边料理家务，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很受街坊四邻羡慕。后来善良的她被“法轮功”邪书《转法轮》里说的什么“上层次”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所吸引，听信了“师父”李洪志鼓吹的“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在不知不觉中把李洪志看成了一尊“真佛”。她幻想着跟“师父”“学做好人”“救度众生”，却一步步身陷“法轮功”邪教泥潭。

3.利 用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心理，对信徒愚弄欺骗和精神控制。安全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世界各国邪教组织无不以环境破坏、核战争、彗星撞地球、宇宙大爆炸等为借口，编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谎言，给人的心理造成恐慌，从而对信徒进行恐吓和精神控制。如“太阳圣殿教”教主吕克·茹雷，自称是耶稣降世，鼓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只有加入他的教派才能幸免于难。同时他又以“天堂”为诱饵，蛊惑信徒说：死是在另一个世界的生，他将带领他们死后进入一个绕着天狼星运转的星球。李洪志同样鼓吹“末世论”，神化自己，宣称只有他及“法轮功”才能帮助人们渡过“末世浩劫”。同时，散布“形神俱灭”论，说他自己有无数“法身”，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可出入多层空间，有着巨大的法力，能对“法轮功”痴迷者进行保护，如果不练“法轮功”，就会沦为常人，就会被“恶魔”夺走性命，形神俱灭。这种谎言使“法轮功”痴迷者对李洪志和“法轮功”心存敬畏，被禁锢其中，难以自拔。鼓吹“世界末日论”的除了“法轮功”，还有邪教“全能神”。比如家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的铁路工人牛金涛，他妻子叫崔秀萍，1979年出生，初中文化，在街坊四邻中出了名的贤惠。夫妻俩相敬如宾，儿女双全，孩子优秀，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而这一切，在妻子遇见“全能神”教徒之后，骤然改变了。当时，崔秀萍对“全能神”教徒宣扬的“世界末日”论信以为真，糊里糊涂地被拉入了“全能神”组织，还按要求写下了入教保证书。此后，为了自己能在“末日”来临之时得到救赎，崔秀萍一心想着“传福音”“得福报”，甚至把家中的钱“奉献”给了“神”。多方劝说无效，牛金涛无奈与崔秀萍离了婚。2012年12月11日，崔秀萍等30余人在大同市新荣区上深涧乡参与“全能神”非法聚会，公开宣扬“世界末日”，被当地群众举报，最终被公安机关抓获。而崔秀萍可怜的女儿突遭车祸，未等送到医院就丢掉了性命，年仅不到10岁。因听信邪教“末日论”，一个原本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被葬送了。

4. 利用人的归属与认同需要，吸引控制信徒。人是社会的人，需要参与社会实践，过团体生活，与他人进行交流，并在交流中得到爱与关怀、尊重与承认，获得归属认同感。邪教组织往往对外宣扬所谓平等。如“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要求参加者必须把个人财产全部捐给教会，信徒之间不得有经济差别，完全平等，生活所需由教会统一分配。有时还对医院、养老院、生活困难的人捐款，以此树立慈善家形象，骗取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在邪教组织中，信徒表面的平等相待，互相关心，互称“兄弟”或“功友”，使他们得到了在现实社会中缺乏的关怀、温暖与尊重，人际交往与归属感得到了满足，这也是邪教组织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家住广东省高州市泗水镇的江媚，原本是一名学习刻苦的高三学生。面对繁重的学习和人生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压力，江媚渐渐感到苦闷，甚至产生了厌学情绪。在此契机下，2008年，回家过年的江媚从妹妹嘴里，第一次听说了“全能神”聚会的快乐和“神路”的美妙，听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没有烦恼和忧愁，不禁心生艳羡。此后，江媚连续参加了几次聚会，他们给江媚买漂亮衣服，请她吃饭，让她渐渐深陷其中。最终，江媚放弃了一直以来的大学梦！

二、邪教组织利用感觉剥夺与反复强化，从众心理、心理暗示和感染现象，使人们上当受骗

心理实验和日常经验都证明，在缺少信息的单调环境中，人的感觉敏锐性降低，思维功能衰退，这时某种信息的进入和接受就比较容易。与此同时，高强度、高频率的刺激会给人的感知、记忆、思维、情感都留下几乎无法抵御和抗拒的深刻痕迹。因为按照条件反射理论，人的某种态度和信念的形成，就是在强化原理的支配和控制下，特定刺激和特定反应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深明此理，他说：“谎话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而且，这种经反复强化形成的印象，想摆脱它十分困难——它会强烈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和支配人们的行为。如一个人自小反复地被告知乌鸦会给人带来灾难，那么他就很难摆脱对乌鸦的厌恶与恐惧。

心理学认为，从众是指在没有直接强制要求的条件下依从群体压力的行为表现，即在受到团体给予的有形或无形的压力时，使自己的行为和意见发生变化，以迎合团体的行为和意见的倾向。在团体中，使长远的行为和态度一致化的压力是不断起作用的。这个压力有时是采取从客观上看得见的形式，如作为来自他人的传播或再三劝说；有时是他人虽无给予压力的意图而本人却觉得有压力。例如，在穿着十分随便的人群中，一个人若穿着过于正式就会感觉到有压力。研究表明，凡是客观的真实和正确的标准不能明确的时候，人就往往会以社会多数人的意见为标准。如“法轮功”就是利用人的从众心理，到处游说，集体练功，导致旁观者或被游说者越来越多，最终误入歧途。因为人们自然认为，这么多人都相信“法轮功”，难道还会错？因此也就不再多加思考和分析，糊里糊涂地就跟着别人练起来了。

心理暗示是在无对抗的条件下，通过语言、行动、表情或某种符号，对他人的心理和行为发生影响，使他人接受暗示者的某一观点、意见，或按暗示的一定方式活动。心理暗示一般不以命令、劝说等形式发生作用，而以间接、含蓄的方式产生效果。感染是通过语言、表情、动作及其他方式引起他人相同的情绪和行为。一般来说，人员数量越大的群体暗示和感染越容易起作用。

李洪志深谙此道：他把自己装扮成至高无上的神，他说的话便都是不容辩驳的“经文”，这些话就会深刻地作用于其忠实信徒的意识与潜意识，使其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他的“发功治病”也是利用了心理暗示原理，引起人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信徒们的练功过程，也是一种自我暗示的过程‚当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一种类似于自我催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练习者会出现诸如颤动、麻木、飞升感、不平衡感、眩晕感，甚至各种幻觉和妄想等。李洪志把此解释为练功有成效的“神秘体验”，是“得功”“上了层次”。其实这与“得功”根本没有关系，这不过是在自我催眠状态下必然出现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而已。但是，邪教操纵者的解释更加强了练习者“得道”“得功”的成功感和成就感，于是更加执着地练功，病态心理也就会更加严重。李洪志正是利用心理暗示和感染现象，通过精神入静、身体放松和平静的深呼吸等手段，轻则使信徒认为“法轮功”能包治百病，有病也不用上医院，耽误病情；重则使信徒出现“成仙成佛”的幻觉和妄想而“走火入魔”，最终接受“法轮功”的控制。

其实，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心理因素在精神性疾病治疗中确实是有作用的，对生理性疾病也可起到缓解作用。只要掌握心理暗示的知识和技巧一般人都可以做到，并不是只有李洪志才能做到。

三、邪教利用心理定势，实施精神控制，使练习者无法自拔

心理定势是指以前的心理活动对以后的心理活动形成一种心理倾向，从而影响以后心理的活动。在对陌生人形成最初印象时，这种作用特别明显，即人们常说的第一印象特别重要。如“法轮功”就是利用心理定势，使练习者无法自拔。“法轮功”采取精神欺骗的手法，一步步用其精神鸦片麻痹人们：先投下强身健体的诱饵，布下“真、善、忍”的圈套，后编造“消业——上层次——圆满”的谎言，逐渐把痴迷者禁锢在“法轮功”的精神桎梏之中，无形中使正常人陷入邪恶的泥潭。

所谓精神控制，也被称为“洗脑”，是指一个群体或个人系统地运用超乎常规的方法，劝说其他人顺从操纵者意愿的过程。精神控制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对信徒和外界环境交往的控制，使信徒完全接受某种特定的理念。如果这种控制的程度特别强烈，就会内化，演变成一种信徒自愿的控制行为。如“法轮功”就是通过使练习者长时间地练习“法轮功”并反复阅读《转法轮》等书籍，达到自我封闭，与社会隔绝的状态，使练习者失去了比较、对比和辨别的能力，只听李洪志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歪理邪说，其他的正确观点和真诚劝慰都听不进去而无法自拔。“有病不能上医院”就是典型的说明。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也是如此。他把许多信徒封闭在圭亚那原始丛林，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通过宣传和武力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使信徒完全习惯了服从严格的行为规则。正是这种精神控制，才使900多名信徒在琼斯的鼓动下，集体服毒自杀，包括276名儿童。

四、利用迷信心理，骗取信徒无条件崇拜

迷信心理是个体所处时代与社会亚文化环境的深层次折射，是具有社会亚文化色彩的心理认知偏差，是个体遭受负面生活事件、受社会文化氛围影响加上个体不良个性心理应激后的对外求助方式。最早产生于对超自然现象的崇拜，而后扩展到对风水、命运、数字、权威等。迷信心理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别的东西。今天无论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邪教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迷信心理，神化教主，大搞个人崇拜。比如李洪志为了能从精神上彻底控制痴迷者，妖言惑众，以伪装欺骗来树立权威，让痴迷者对其顶礼膜拜，绝对顺从。他吹嘘自己比释迦牟尼还厉害，“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能度人去天国”，往高层次带人，帮世人渡过“末世浩劫”，从而使信徒产生敬畏而无条件崇拜。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自称是“弥勒化身”，是唯一具有“六神通”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救世主，迷惑信徒。

科学终究要战胜迷信，真理终究要战胜谬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正确认识和对待自然和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强人文关怀，保持良好健康的心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人们就可以做到远离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