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薛鹏 范宝祥 刘丹阳：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网络邪教”治理策略研究（上）

三、面向“网络邪教”成员的帮扶传播策略

为达成处于C状态的“网络邪教”成员向R状态转化的目标，借力移动互联网的媒体化属性特征所采取的相关对策方法，则是面向“网络邪教”成员的帮扶传播策略。设计这一类策略的基本逻辑是基于移动互联网媒介，勾绘出首先“线上搭台”、而后“深度说服”的递进脉络。围绕被帮扶对象个体，紧密结合所处的切身境遇与社会联系，充分挖掘移动互联网媒介的潜质，开展适合于不同被帮扶对象个体的精准帮扶。

在对邪教成员教育转化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维持其行为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邪教成员能持续地接收邪教相关信息，这类信息可能源于功友和不同媒介渠道，故有效切断信息传播渠道是直接影响“网络邪教”成员能否顺利地完成由C至R状态转化的关键。这与流行病学中“隔离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别无二致。当前国内多地的邪教成员帮扶一般是连续数日进行深度说服。这种基于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传统帮扶模式有其成功的一面，但成本较高，且不排除被帮扶对象由R逆转为C状态，再次卷入风险。当回归社会不久的邪教前成员与“功友”重建连接或重拾邪教信息之时，则可能诱发再次卷入，与毒品复吸相似。卷入“网络邪教”的个体本就深陷一种重度“信息茧房”的偏激状态，这一状态意为“我们只听我们选择和愉悦我们的东西”。个体对邪教信息的长期思维惯性很难在短期高强度的说服环境下完全摒弃，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拥有的社会关系等也为再次接触邪教信息提供潜在机会。鉴于此，如何在非封闭环境下，实现面向“网络邪教”成员的有效沟通、引导与持续追踪是一道现实命题，而针对这类特殊群体的帮扶传播策略必不可少。

(一)构建围绕个体帮扶的移动社群环境，拓展针对帮扶对象的传播新视野

媒介发展的重要线索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演变。移动互联网媒介强化了个体的关系属性，信息得以在网络社交渠道顺畅流动。社交关系网络已成为个体稳定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众多社交APP等移动端应用的媒体化属性特征显现。而针对“网络邪教”个体的帮扶，恰好需要与帮扶对象之间保持连接的媒介环境，这也正是现行教育转化模式的主要缺憾之一。由此，不妨借力“微信”“微博”等移动社群传播渠道，建立被帮扶个体与其帮扶关联人之间的垂直传播及信息跟踪，即在社交媒介渠道上承载针对帮扶对象的有目的的内容传播，并从以帮扶对象为受众的交互过程中捕捉其真实状态和先兆预警。社交媒介中每一信息落点以及流动路径直接可感，受众的信息阅读深度、信息引发的意见等，也更容易观测。

针对个体的有效帮扶强烈依赖于紧密结合其所处的切身境遇与社会联系，对症下药。在与处于帮扶过程的邪教成员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既有为治病而卷入、又有偏执于人生圆满等原因而受害，每一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帮扶的根本就是要打开这些各不相同的心结，这一方面需要较强的个性化帮扶，如同针对流行病患者“一人一案”的精准治疗；另一方面要历经一定的时间，可类比为患者的病程。为满足上述两个方面，挖掘移动社交应用的媒体化趋势，围绕个体帮扶过程所需的相关干系人，建立由不同人员结构组成的移动社群，进而形成以帮扶个体为核心且具备长期交互条件的媒介环境。

实践中，可围绕被帮扶个体，组建由帮扶直接参与者所构成的三类社群。第一类是“专业帮扶人员+亲属团”社群。鉴于帮扶对象基本离不开其亲属的全力配合，社群内可充分利用家属与帮扶对象的亲缘关系来联手开展帮扶。在专业帮扶人员的引导下，不同帮扶个体的亲属之间本就形成一种互助关系，让他们相互鼓励，分享心得，看到希望。美国“癌症在线资源协会”网站就是一个类似的先例，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网络，对特殊的、不常见的癌症感兴趣的协会用户，已经从许许多多的患者和护理人员的集体智慧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类是“网络邪教前成员+专业帮扶人员+帮扶个体”社群。此类社群旨在利用移动社交应用所具有的以人为核心、更多关注人性的媒介特质。“网络邪教”前成员最能理解受帮扶个体的心结，相似的经历有利于拉近双方距离，开展触及心结的对话，因此在实践中可培育可靠的“网络邪教”前成员来充当社群成员，以“共情”为切口开展情感帮扶。第三类则是“已经历线下教育转化的帮扶个体+专业帮扶人员+对应亲属”社群。阻断与其他“网络邪教”成员的连接及邪教信息是帮扶个体真正回归社会的必要条件。现行的教育转化模式尽管短时满足这一条件，但转化期结束后，伴随个体内心寄托的丧失，尚存在再次卷入的风险。此类社群是将移动社群媒介作为现行教育转化模式的接续，对已完成线下教育转化但R状态欠佳的帮扶个体进行细水长流式的引导与跟踪，出现异常行为时及时干预。

图2所示的专业帮扶人员A、B、C分属于上述三类社群，在各自社群内发挥有效沟通、引导与持续追踪的作用。这如同于反向运用移动社群的信息极化效应，以利有益信息的极化。同时，为实时掌控帮扶个体的状态与进展，A、B、C单独组建专业帮扶人员社群，形成跨社群布局。实践中，移动社群环境是围绕有利于帮扶个体稳固地转化为R状态而构建，这其中既需要善用“以人为核心”的社交媒体化属性来缓解帮扶过程的普遍痛点，又有必要洞察和把握帮扶对象个体的切身境遇，开展务实的帮扶实践。

(二)创设与帮扶个体需求相适应的传播场景，凸显移动社交应用的媒体化属性特征

移动时代场景的意义大大强化，特别是移动社交应用将人的需求与信息流动紧密关联，这一特征可尝试用于面向“网络邪教”成员的线上帮扶。创设的帮扶场景从个体需求的不同方面切入，经由不同的场景提供适配的传播内容，本质上是面向“网络邪教”成员的超精准传播。倘若特定的场景能为帮扶个体及其关联者提供足够的价值，则会吸引其持续关注，产生帮扶效果。其实，现行的教育转化机制即可类比为一个能创设多维场景的特定空间环境，通过参与帮扶的不同角色人员与同一邪教成员之间的联结互动，多角度推进帮扶进程。在实践中，建议在专业帮扶人员的主导下，以移动社群为切口创设系列化的帮扶场景，凸显移动社交应用的媒体化属性特征。

实践中，创设的帮扶场景可以从被帮扶个体的需求视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信息推送类场景。该场景主要由专业帮扶人员作为信息传播者，针对特定帮扶个体，有规律地推送优质的信息：如源自教育转化实践的原创知识生产，学者就帮扶过程的现实问题选编，“网络邪教”前成员的心路分享等。此场景的关键是针对帮扶个体的现状来推送适合的信息，回应其潜在需求。这类场景尤其对于高知人士、青年人等已经历线下教育转化的帮扶个体具有现实意义。他们的物理活动范围相对大，且习惯于从网络获取信息。二是答疑解惑类场景。在帮扶过程中，帮扶个体本人或其亲属难免会遇到一些具体难题，此类场景使他们能有地方可以随时询问，获取专业及时的反馈指导。该场景建立起他们与专业帮扶人员或可靠的“网络邪教”前成员之间的持续连接，更大程度上满足帮扶个体及其亲属的实际需要。三是主题互动类场景。依托移动社交应用程序，由专业帮扶人员设计与组织特定主题下的互动交流活动。帮扶过程存在着若干共性难题，不妨将其凝练为一个个互动主题：譬如针对帮扶个体的“如何寻找情感寄托”;针对帮扶个体亲属的“如何捕捉帮扶个体的异常行为”“如何关注帮扶个体的社会交往”,等等。此场景下由专业帮扶人员负责激发大家的讨论热情，让帮扶个体之间、其亲属之间分享经验，同时在互动交流中全程给予实时的专业引导。实践中，可根据帮扶个体不同类型的卷入背景，如身体不好、家庭不幸或偏执人格等，在场景中设计更为细致的互动主题，增强互动交流的效果；同时还可按需开展由线上至线下的帮扶主题活动，将专业帮扶人员所收集的问题及实践经验同多位被帮扶个体及其亲属进行集中分享，通过线下的面对面互动，增进不同人员间的感情联络，有利于线上不同场景发挥更大的帮扶作用。

当然，移动社交应用程序所创设的场景在社群成员准入和说服强度等方面亦存在一定的局限。若场景下准入成员把关不严，会干扰甚至破坏帮扶进程，特别是参与帮扶的邪教前成员是否可以信赖，多名帮扶个体出现在同一场景下有可能出现不良后果等。此外，线上空间不及线下的高强度深度说服环境可控，时间相对松散，但同时又在持续时间上具有优势，适合作为现行的教育转化基地的延续，缓解从处于摇摆状态R有可能逆转为C这一现实痛点，如同于部分流行病毒，即便患者痊愈但却还需巩固治疗，防止复发。线下与线上场景的融合互补是帮扶实践的未来方向。

四、结语

以互联网媒介为引领的全媒体时代已然打破了传统传播形态，信息传播愈发高效与迅捷。“网络邪教”组织借此利用多种媒介进行膜拜性蛊惑虚假信息的传播，其隐秘性与不确定性增强。面对庞大受众群体，发挥教育引导的“疫苗”作用显然是“网络邪教”治理的首要方向，重在预防，旨在促进更多的个体在邪教“病毒”到来之前接种“疫苗”,产生免疫。这一过程中，治理者需要善于持续挖掘教育引导的内容、渠道、形式、技术手段以及相互之间的适配关系，追求更高水平的分众化、精准化传播，促进教育引导真实有效。在针对“网络邪教”成员帮扶方面，从个体的切身境遇出发开展能够治本的医治是关键，互联网媒介的社交属性为开展多人参与和持续且灵活的沟通、引导与追踪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宽广的探索空间，甚至在未来的帮扶过程中，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适时从“网络邪教”成员的言语中提取若干类型的“网络邪教”成员的个体特征，再以智能助手的虚拟身份开展线上的伴随式说服等前沿探索。综上，聚焦传播视域是“网络邪教”治理中的优先选项之一，通过不断尝试传播策略的创新实践，可以促成不同的受众对象都能有效进入免疫状态。

编辑：暄暄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