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惑》邪教法轮功成势与二十年特殊思想文化背景历史回顾②：于光远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直接反对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薄荷茶社

于光远始终认为“人体特异功能”的表演是魔术小戏法。这个结论不是凭空得出的，他幼年时期就经历过这些小戏法的骗术，也读到不少揭露这些骗术的书籍。自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发出的“以耳认字”的消息后，于光远认为，“小戏法”闹腾一阵就过去了，没有在意。没想到，却经历近三年之久的风靡，并且不断衍化、升级，历经二十年之久，终于培育了邪教法轮功。

这二十年来，在我国始终有一股反科学、反社会的所谓“新时代”潮流涌动着。于光远把它称之为“极严重的现象”。

本来这一现象一出笼，就经历了科学的权威部门，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四川医学院等单位的测试，揭露是作假、偷看的骗局，并分别揭示出偷看的手法和过程。“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领导批示三个要点非常明确：一把“耳朵认字”的所谓特异功能，及其相类似的事情，认定为“丑戏”、“荒谬绝论的笑话”；二、对这类事情要大大提高警惕，以防重演；三、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解决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于光远认为：“这个批示写得多么好啊，思想明确、语言尖锐很有远见卓识”。而且写给党的权威媒体的负责人，应该是很有影响力的。

然而，这样的工作力度，都没能制止住“丑戏”“荒谬绝伦笑话”的传播。一封香港人李学联，于1979年6月18日在《明报》上发表的“以耳认字，未必荒谬”的文章，迅速传入大陆，把已经接近熄灭的火(1979年5月28日《四川日报》)刊登了编辑部写省委宣传部的检查报告；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也向中央宣传部写了报告，决定《四川日报》公开检讨，省委书记也作了自我批评)，又点燃起来，而且火势越烧越旺。1980年2月4日至10日，由上海《自然杂志》出面，在上海召开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是潮流逆转的标志性举动。

此后，“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就愈演愈烈，不仅“特异儿童”成倍增长。“特异项目”也越来越花样翻新，传播的面越来越广，全国有数十个省、市、地县，上报的“特异儿童”成百上千，全国百余家媒体参与传播“特异功能”。只“上海会”就有包括。《中国新闻》《新华社新闻稿》《光明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还有《解放军报》等部队媒体；以及《解放日报》《甘肃日报》《长江日报》等省级媒体10余家，以及群团报刊、科技报刊等数十家报道“上海会”。他们共同的论调是：不但肯定了“耳朵认字”的真实性，而且还说这个领域“无疑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开创性研究领域，将会给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等许多领域提出全新课题。”更具影响力的是，以大科学家为首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和一批科研人员和高等院校老师参与进来和媒体一起推波助澜。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宣传者祭起“经验论”大旗。

在这种形势下，于光远感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科学领导人，不能再沉默，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他从哲学和科学的两个领域进行了坚决的，勇敢地战斗。1981年7月，在他战斗的一开篇，就是以“对两年多‘耳朵认字’宣传的哲学评论”(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二期)的题目，在中国人民大学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所进行的演讲为起点。在这一长篇演说中，他以两年多“耳朵认字”宣传中所表现出的种种说教，种种遁词、种种谬说。进行了一一的揭露和批判。这“三个种种”，从哲学上来分析，归根结底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站到了唯心主义庸俗经验论的立场上去了。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以“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只要一次成功，偷看百次何妨”“亲知、亲历”“表演出来是成功，表演不出来也是成功”等庸俗经验论为信条，把狭隘的经验论夸大为普遍真理，他们抛弃真正的科学武器一一科学的论据和科学的论证。他们所谓的实验是需要添加许多的“预设”的。在于光远看来，历史上一些大科学家培根、牛顿、克鲁克斯、华莱士等，因为笃信经验主义而沦为迷信的俘虏；今天何尝不是这样呢？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耳朵认字”，不过是魔术的小戏法，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按道理说，是用不着什么实验的。而相信“耳朵认字”的人，偏是愿意相信经验论，却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思考不感兴趣，这就从根本上站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上去了。在这篇论文中，于光远针对我国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些同志也成了“人体特异功能”的笃信者和宣传者，特别是以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宗旨的自然辩证法教师，竟然也相信“耳朵认字”，以看表演，就能改变自己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公然否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所作的论断。后来发展到在全国性的哲学刊物上也登载有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最不能容忍的是为给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一本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居然也加进了一段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文字。“意识能动作用的潜力远未穷尽‘人体特异功能’的发现，就是一个越来越引起科学界和哲学界注目的新的征兆。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意识能动作用的潜力，将会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来。”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批判的“耳朵认字”这类小戏法，是作为愚化群众最有用的荒唐的东西，也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奉为“新的征兆”“新的发现”。这让于光远感到非常激愤一一发出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不能听任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的侵袭如入无人之境吧！”

于是，于光远奋笔疾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写出了20余篇10余万字的战斗檄文。

于光远在另一篇“一九八一年我国哲学战线上的一件重要事情”的哲学论文中，系统地批判了所谓“超感官知觉”的唯心主义经验论。于光远指出：

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宣传者同外国灵学家们一样，都以经验论作为他们的哲学武器。这种经验论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他们强调“眼见为实”，而对所“见到”的究竟是否只是假象或幻想拒绝进行分析。他们强调，只要看一次表演，五分钟就可以使一个人当了“真理的俘虏”。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搞这种经验论的问题，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中讲得很好，他批评克鲁克斯时说，这位科学家在研究“人体特异功能”这类现象时，带来了各种测试仪器，可就是没有带去“最主要的仪器，即怀疑地批判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4页）。我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大讲推论分析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都是空费口舌，只要用眼看一下“人体特异功能”的表演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种只要眼不要脑的经验论，为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人用魔术的手法进行弄虚作假在哲学上打掩护。

（二）他们还强调“只要实验成功一次，偷看百次又何妨”。按照这样一种经验主义理论，人们就永远不能否认“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因为我们揭穿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次是欺诈，他们仍然说可能第一万次是会成功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规律本来应该是从大量现象中概括出来的，而他们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只要一次所谓“成功”的实验，就可以发现规律，构造科学，这是违反真正科学的要求的。当然，我们对异常的现象也是重视的，但这种现象必须是真实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在一万次中他们一次也没有真正成功过。

（三）和这个相联系，我国“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在口头上虽然也讲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他们否认人类历史上大量实践得出的结论。似乎历史上大量的实践不算实践，由这些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不算真理，只有他们的“实验”（这种实验是不科学的）和表演，以及看他们的表演才算实践；似乎只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实践才能检验出是不是真理，这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粗暴的歪曲。

（四）除上面所说的这些表现外，从“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公开宣扬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这就是他们讲的什么“信则灵”或“诚则灵”。这就是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着迷到正像克鲁克斯天真无比地叙述的那样，只看得见他应当看到的或希望看到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0页）。他们就用这样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为他们的实践不可能重复作辩护。任何真正的实验，可重复性总是必要的一条。而他们公开地说，他们的实验是不能重复的，但是又硬要人们相信它。他们还说，实验必须由相信者来做才能取得成功，而不相信者、反对者，都做不成。这样的言论在真正的科学中是不能允许的。但在他们的文章中，却是完全“合法”的语言。几乎所有的灵学家都讲这样的话。而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也经常宣传这种观点。而这种“灵学唯心主义”在唯心主义中又是最粗鄙的一种。但是也正因为它是最粗鄙的一种，所以也就更容易影响比较多的人，成为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所说的，能在“愚化”群众中起较大作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