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的占星术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和环地中海地区（公元前 4世纪），地中海地区进入希腊化时代。所谓希腊化时代，指的是从希腊古典文化到罗马文化之间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古希腊文化继续发展，如我们所称的古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旧译喜帕恰斯）、托勒密，实际上生活在这一时代。
希腊化时期天文学的高度发达，以托勒密体系的建立为顶点，可以提前计算日月五星的相对位置，这使得以解读它们的位置为依据占星术也更为“精密”。占星术理论也随之发展，出现了多种流派。比如一派主张人间万事都是预先决定的，行星天象就是对后来必然要发生事件的预告（前定派）；另一派只承认人间有一部分事务是前定的，还有一部分则可以人为操纵（非前定派）。后一派显然更受人们欢迎。在占星术中有一个流派称为医学占星术，它不仅根据病人的天宫图决定用药，更重要的是根据孕妇的预产期来计算一系列的天宫图，看哪些日子有利于分娩，以及对婴儿未来命运的影响，因此占星术士的计算结果帮助医生来采取措施推迟或提前婴儿的降生。
希腊化时代，占星术影响地域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古罗马几乎全盘接受了希腊文化，占星术也不例外。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和古罗马对周边地区的征服，经希腊学者改造后的“精密”占星术传递到了波斯、印度，甚至后来又经历中亚而传入中国。
罗马人和埃及、希腊人一样，把天上的行星和星座用本民族神话中的神灵、英雄来命名，今天国际通用的行星名就来自于拉丁语中的罗马神灵，后来发现的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也同样遵循了这个惯例。神灵和天空的对应具有重要的占星学意义，神话传说中的众神的特长、性格、性别和“职务”，都可以与行星、星座相对应，进而影响人间事务和人类命运。比如水星的运行周期最短，于是诸神的信使墨丘利（在希腊语中是赫尔墨斯）来命名，他也是旅行和商业的保护神。神话传说中他刚出生不久，就偷了他的哥哥太阳神阿波罗的牛，因此还是小偷的保护神。占星术也才采纳了水星的这些“特性”作为预测的依据。
其实作为占星术士最重要的修养还不是天宫图，而是对人的心理要能够准确地把握，才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占星术在古罗马权贵之间非常盛行，成为无数宫廷政治阴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要想成为名利双收的占星术士，必须注意收集社会政治情报、权贵家族的资料，摸清权贵的心理动向。同样权贵们也利用人们对占星术的迷信来为自己造势。比如奥古斯都（屋大维）曾经公布了自己的天宫图，因为这幅天宫图显示他即将登基称帝。实际上，为了更符合“天命”，他已经把自己的命宫从摩羯宫改成了天秤宫。
受上层影响，大众也相信占星术，对异常天象充满了畏惧。据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载，公元14年冬天，一群罗马士兵本来计划趁晚上发动兵变，不料竟然发生了月食。士兵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便认为这正是他们当前情况的预兆：光辉逐渐暗淡的月亮是他们的象征，如果月亮能重新亮起来，那么他们就能获得胜利。于是他们敲起铜器、吹起号角……可是云层逐渐积累起来，竟然完全遮住了月亮。这群士兵认为上天不愿眷顾他们，就绝望地哭泣起来。
罗马流传后世最著名的占星故事，则是占星术士和他们服务的罗马皇帝之间勾心斗角的故事。由于占星术士自称可以从天宫图中看出人的生死，甚至看出帝王权贵和国家的命运，因此帝王既利用占星术为自己增强信心（或让臣子崇拜自己），也对占星术士十分猜忌。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命令他的导师、占星术士奈克塔内布计算他自己的命运，奈氏推算了一个日期，亚历山大立刻说你算错了，因为你的死期就是现在，然后就命令手下人把这位导师扔下了悬崖。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也十分笃信占星术，但他又喜欢考验占星术士，他经常要求御前占星术士计算自己的命运，如果提比略不满意，就下令把占星术士从悬崖上扔进大海。有一次提比略要求他的占星术老师色拉西洛斯计算一下本人的命运，色拉西洛斯意识到危机临头，他在计算之后了立刻做出害怕的样子，对皇帝说星象显示有一个可怕的危机降临到他的头上。皇帝见恩师如此知趣，动了恻隐之心，于是称赞他有神明相助，能预见危机，色拉西洛斯这才逃过一劫。“伴君如伴虎”的规则看来世界通行。
基督教与占星术
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272年－337年）改信基督教，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欧洲从此进入了基督教社会。宗教本身也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基础上，而占星术是与人人可见的天象相结合的神秘主义，因此往往也被宗教吸收。新兴起的基督教在接受希腊-罗马文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对占星术的如何选择的问题。
基督教《圣经》本身也有一些占星术的痕迹，如东方三博士朝拜初生的耶稣基督，就是受到“伯利恒之星”指使时间和方位。早期的教会人士对占星术意见也不一致。有一些人主张接纳占星术，认为行星确实有左右人间事务的能力，因为行星也是上帝所造，这种能力是来自上帝并受上帝制约的。反对占星术的，则认为占星术的“预测”与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上帝给予人的“自由意志”相矛盾。后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上帝和耶稣并没有让世人知道他的准确计划，所以人们必须时刻警醒，随时准备准备迎接耶稣重新回到人间的幸福时光，也就是千禧年的到来。
总体来说，基督教是倾向反对占星术的。早期的圣人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就强烈地反对占星术。他认为相信占星术极易被魔鬼诱惑，把人的灵魂引入歧途。第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1年曾下令，任何进行占星活动的人都要被处死。1997年罗马教宗保罗二世又以教义问答的形式公开表达了对占星术的否定态度：“任何形式的占卜都不允许……天宫图、占星术、掌纹算命、预兆解读，以及任何形式的未来预言、灵媒，它们都与我们唯一对上帝的赞美、尊敬和敬畏是矛盾的。”
保罗二世
但基督教同样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基础上（比如耶稣死后复活），难以彻底驳倒和消除占星术。实际上一些神学家也为占星术辩护，其中就包括基督教的另一个大圣人阿奎那（约1225—1274年。他的神学体系被确立为官方学说）。阿奎那认为，占星术因为受上帝感应，能够预测人类命运，但不同的人感受性有强弱，同时人类自由意志也可能克服星空的影响，因此因人而异。因为教会的态度如此暧昧，因此占星术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虽然式微，但依然保存了下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又一轮天文学研究的高潮，占星术也迎来了自身的复兴，其中就包括开普勒这样著名的天文学家兼占星术士。
文艺复兴带来占星术的复兴
中世纪后期，随着古希腊科学和文化从阿拉伯重新传回到西欧，欧洲文明逐渐走出了中世纪的低谷，认识到在欧洲本土曾经出现过古希腊-罗马如此辉煌的文化，于是文艺复兴开始了。这一时期，欧洲学者重新发现了源自古希腊的古代哲学、科学等知识，其中当然也包括天文学和占星术知识。因此这一时期既发生了天文学革命，也是占星术继希腊化时代以来又一个黄金时代。各国宫廷里活跃着占星术士的身影，在大学里设有占星术教授职位，甚至当时的罗马教皇也大都迷信和依赖占星术，大事小事都要咨询占星术士的意见。
占星术的盛行其实并不难理解，而且并不是人们“智商太低”，而是在科学革命发生之前，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了解得不够多，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相比，那时候人类知识体系中存在大片的基础性空白。人类的天性要求对未知进行解释，说明前因后果，所以才有占星术、宗教等大行其道，它们为这种未知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似是而非的理由。所以占星术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就是一种关于世界真相的学问。当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它们也就站不住脚了。首先对这些古代的错误认识形成毁灭性打击的，就是现代天文学的诞生。
第谷打破“水晶球”
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临终前出版了他的《天体运行论》，提出地球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像其他行星一样围绕太阳运行，太阳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哥白尼这本书仅仅在第一章谈到了这个模型，后面大量篇幅是应用模型进行的天体位置的枯燥又冗长计算。书中又被插入了一篇由路德派教士奥西安德尔写的前言，强调这是继承古希腊天文学“拯救现象”的传统，为了天文历算的计算方便而提出的假设并不是物理实际。由于日心说的计算比地心说计算起来确实要简便一些，因此大多数人并没有对日心说的观点太在意。
第谷体系示意图
在哥白尼去世三年后出生的丹麦贵族第谷·布拉赫（1547—1601年）才认真地考虑了哥白尼的学说，其动机来自对新星和彗星的观测。在古希腊天文学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理论，恒星天、行星天（日月也被看作行星）都是位于类似水晶的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的完美天球上运动。1572年，欧洲天文学家注意到在仙后座出现了一颗新星，1577年又出现了一颗大彗星，第谷等人观测表明，它们的位置都远在月球天层之上，尤其是彗星的距离一直在变化之中。这就否定了“天球完美不变，变化只发生在月球天之下”的古老观念。
但第谷对哥白尼日心说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将信将疑。为了弄清宇宙的真相，第谷建立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大型天文仪器，坚持了20多年的天文观测，详细而精确地记录了行星的位置变化。第谷的工作为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定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普勒发现宇宙真相
第谷在世的最后一年多时间是在布拉格度过的，在这里他接纳了开普勒（1571—1630年）作为他的学生和学术继承人。开普勒在大学期间了解到了日心说，从此为之痴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占星术等神秘主义的兴趣和对日心说的兴趣同样浓厚。开普勒年轻的时候注意到日心说里有6颗行星（日月已经被开除出行星行列，地球又加入了这个行列），而在数学上仅仅有5种正多面体（像立方体这样每个面都一样的几何体，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柏拉图正多面体）。从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理念出发，他认为6颗行星的天球（哥白尼日心说保留了天球概念），和5种正多面体的内切、外接球（相邻的外接球和内切球是同一样，因此一共也是6个）是一一对应的，并不辞辛苦地计算出来它们的大小。开普勒把这个计算结果寄给了第谷。第谷虽然已经否定了水晶天球的观念，但从这个结果里看到了开普勒的数学才能和对天文学的热情，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人才，因此第谷把开普勒邀请到了布拉格。
布拉格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中心，鲁道夫二世皇帝笼络了大批的特异杰出之士为他服务，把布拉格打造为文艺复兴的“魔力之都”。鲁道夫二世酷爱艺术，也热爱占星术和炼金术，在他还是王子时，就由著名占星术士、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为他计算了天宫图。鲁道夫二世还招来几位著名的炼金术士希望炼成点金石（哲人石）。第谷和开普勒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皇帝的御用占星术士。
开普勒一生经历战乱，生活不定，虽然才华横溢，但因为皇帝总是拖欠工资而生活窘迫。他谋生的主要途径就是编撰占星历书（类似我国注明行事吉凶的黄历），因此竟然成就了伟大的占星术士和预言家的名声。他在1618年年历中的预言是“春季不仅因为气候，而且首先因为是行星的运行，使人们偏好争斗”，在5月将会“爆发战争”。巧合的是，由于鲁道夫二世限制帝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当时正值欧洲宗教改革，信仰之争非常激烈），在5月23日，布拉格发生起义，把两名高官从皇宫窗户里扔了出去，欧洲“三十年战争”由此爆发。但开普勒深知占星术的基础并不可靠，他主张人们决不可因为占星预言而放弃努力，甚至在皇帝做决策时，应该完全抛弃占星术。开普勒的天文学研究，也有要弄清行星运行规律，为占星术寻找更可靠基础的动机。
开普勒继承了第谷的观测数据，尤其是对火星轨道历经近20年的研究，使他终于发现，自从古希腊以来，古人关于行星轨道的想法竟然错得离谱。开普勒在1609年《新天文学》、1619年《宇宙的和谐》两部著作中指出，行星轨道并不像古希腊天文学家所认为是完美的圆形，而是椭圆，太阳位于其中一个焦点上；行星与太阳的连线在相同时间内扫过相同的距离；行星轨道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第谷打破了“水晶球”，以及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发现，再加上同时代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现月球上和地球上一样存在环形山，他们的贡献综合起来，证实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地球只是太阳系中一颗普通行星，行星和地球的物质构成是完全一样的，从而否定了行星的神圣性。开普勒身兼占星术士的身份，但他的天文学发现，并没有为占星术找到任何合理依据，反而从根本上动摇占星术的基础。
开普勒也曾经猜测，是什么原因让行星围绕太阳运动，他猜测可能是磁力，这是当时已经认识到的一种作用力。1687年，牛顿发表的《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在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基础上证明，万有引力才是决定天体运动规律的原因。就这样，科学发展让我们得以摒弃基于超自然想象的人为规则，发现了宇宙万物真正的联系，也就是真实的自然规律。
占星术，人类难以舍弃的安慰剂
开普勒是最后一位身兼占星术士身份的天文学家，这两个纠缠不清的古老学科从此分道扬镳。天文学在之后四百年来继续发展，揭示宇宙运行规律，解答“世界从何而来”这样古老的疑问。占星术无视四百年来的科学发展，以古代观念中的“天体神圣性”为基础，继续编造天体与人类生活和命运之间的所谓“联系”。
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古代占星术所“解释”的那些疑问，已经由各种学科来研究和解释。比如物理、化学、天文学解释了物质世界的构成，现代科学中的“元素”观念早已不同于古人眼里的“元素”，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基础规律都可以用物质来解释；现代医学解释了生病的原因，攻克了大部分病症；进化论解释生命的产生和进化；社会科学则对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进行分析，发现政治、经济和人类行为的规律；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则开始致力于研究人类精神生活的秘密……
人类大脑同样也是进化而来，但它作为高级神经中枢，行为极其复杂，从而指挥着复杂的人类行为。动物行为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指出，其实人类行为的特征和我们古老的祖先，甚至动物有许多类似之处。由于社会因素，人们就像古老的祖先一样，也同样对自身的未来感到不安，需要安慰而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打着“关怀”旗号的占星术神秘主义总能找到需要安慰的人们，继续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
其实15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已经指出了占星术存在的主要原因：“占星术士是何等幸运啊！如果他们在一百句谎言里说了一句真话，人们就信仰他们；而其他人在一百句真话里说了一句谎言就是失去了一切信任。”
本文转载自“科学松鼠会”，首发于《天文爱好者》2014年9月刊